【內容提要】

　　1921年直魯交界發現的鼠疫，是由東北傳入的，疫病被發現明顯滯后。最初各方反應及時，直隸省府與內務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合辦方式，與津浦路局及魯省聯合防疫。疫病向直隸北部蔓延后，直隸則以自辦為主。疫病發生在嚴重旱災之后，且面臨“內防擴散、外防傳入”的狀況，在北洋防疫處主導下，直隸最終撲滅疫情，其施行的“吳橋交河調查法”“分縣派員調查措施”，以及根據疫情走勢對組織和人員的調整等自辦舉措，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疫病救治過程中，直隸省政府承擔了防疫主責，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不過也反映出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還需要增強基層社會對近代科學防疫思想的認同。

【關鍵詞】

直隸省　《益世報》　東北鼠疫　防疫

　　近代中國，鼠疫時有發生，直隸地區也時常受到威脅。1921年直魯交界爆發的鼠疫，是1920—1921年東北鼠疫擴散出的一支。關于東北鼠疫，學界對疫源地東北的情況考察較多，對1921年鼠疫研究較少，且缺乏對疫源地以外地區“從防止傳入到展開救治”的探究。鼠疫在1921年3月首見于直魯交界的桑園、吳橋，之后疫區不斷擴大，呈現向直隸北部蔓延的趨勢。直隸在之前已采取措施防止東北鼠疫傳入，發現疫病初期積極參與合辦救治，后又以自辦為主撲滅疫情。本次鼠疫雖由東北傳入，但在特定時空下形成了一次完整的個案，探究其過程，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及基層社會防疫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本文擬從疫病發現過程及溯源、初現疫病時各方應對與職責、直隸在“自辦”救治中的主要舉措等方面進行考察。

一、 疫病在直隸發現過程及溯源

　　近代中國，影響較大的鼠疫有1910—1911年東三省和1918年綏遠等地鼠疫，前者死亡約6萬人，后者死亡約1.6萬人。1920年，東北再次出現鼠疫，從滿洲里傳至直魯地區，死亡9300余人。當時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鼠疫一旦出現，疫地堵隔輸出，非疫地防止傳入是救治的關鍵。受技術條件限制，直魯鼠疫的發現過程及傳入更顯示其突發性和隱蔽性。

　　關于何時最初發現疫病，目前可見的最早官方記載是1921年3月5日內務部致魯省省長的電文中講到的，“據德州美國紅十字德格醫士電稱桑園及附近村莊近日發見疫癥，經各醫士驗明確系傳染性肺炎，染疫死者約共五十人”。7日的另一份電文中寫著“據西人報稱確是鼠疫”。兩份電文內容表明，內務部是在5日前接到報告，之后電告魯省，消息是源自紅十字會醫士。直隸省獲知消息不晚于9日，《益世報》10日曾刊載北洋防疫處（以下簡稱防疫處）報告省署：“吳橋縣、桑園之附近二三村莊，忽然發現瘟疫，罹病已死者，有三十余人之多，得病之人，先覺身上發熱，然后頭疼，及至咳嗽吐血，已無法救治，或三四日即死，或半日即死不等，此疫是否鼠疫，尚須詳細考查?！苯蚱致肪郑ㄒ韵潞喎Q“路局”）早于8日得知消息，路局8日曾致交通部兩電。一則稱本日先后接柯德仁洋文兩函，言柯前往調查桑園及吳橋境十二村莊間因肺疫死者已將百人，桑園發生疫情尚未據該站報告，因本日英文《華北明星報》載有此事，先已電飭德州車務段長查報。另一則稱昨接柯函被告知發現桑園及吳橋疫病，“據桑園站長報告，近日桑園及左近村落發現一種時疫，頭暈、心悸、咳嗽，吐血即亡，尚無施救之法，疫死者張家洼有二十余人，齊莊七八人，河西巷三四人，本鎮東園內楊姓七人，其親戚因探病傳染者二人”。從兩則電文的內容來看，前一則電文時間略早，路局的消息來源應為《華北明星報》。

　　可見，政府消息是來源于媒體和紅十字會。當時報紙紛紛報道發現疫病，外文報的報道要早，中文報多是轉載，《申報》《民國日報》均在7日轉載《大陸報》5日消息，稱德克爾醫士電告在桑園以北十五英里之一地發現肺疫，診斷明確，迄今已死50人?！兑媸缊蟆?日稱，據《華北明星報》載，“直魯交界三原地方及附近十村，俱已發見鼠疫，死亡已過九十人”。此時，直魯鼠疫成為除東北鼠疫外媒體關注的另一焦點。其中，《益世報》連續報道，較其他媒體更加詳細，其“山東訪函”披露了疫病的最初發現過程。1920年直魯發生嚴重旱災，僅直隸受災縣即達103個。紅十字會在德州放賑時所設臨時醫院的周姓醫生，于3月3日在桑園聽說該鎮有一種疫病，受染者決無幸免，遂跟蹤尋跡查到張家洼為疫源地，“有張宗人者，于去年臘月二十日赴津購物，二十五日回家，二十八日即死，其一家老幼七口，至新正月十八日，均相續死亡?！@鎮楊玉春之父，備廚役于張家洼，因給人針治疾病，回家即死，其一家九口，于十日之內，死亡八口，尚余一十三歲之幼子，逃之近村王莊，現尚未知死活，（此癥現已蔓延）鄰近十一村莊，其死人約百名左右”。4日，醫院院長德福蘭前往調查并于當日返回，經顯微鏡檢查確定為鼠疫，德福蘭隨即拍電報至內務部和魯省督軍，并邀請齊魯大學柯醫士、北京協和醫院楊醫士等襄助救治。因此，結合官方電文可還原鼠疫發現的基本情況，3日周醫士發現疫病，4日電報內務部與魯省。路局與直隸省府稍后獲知消息，路局消息來源為媒體報道，直隸省府應是來自政府間信息互通或報載。疫病首現于桑園，但中心在張家洼，疫區達周邊村莊十幾個，疫亡人數不確切。

　　發現鼠疫后，救治措施隨即實施，疫區范圍不斷擴大，分析媒體報道可辨別出直隸各地疫病發現的先后順序及空間范圍。3月13日，報載交河、連鎮、寧津、泊頭均有受疫之報告。17日，交河縣郝村、西門鎮發現疫癥，縣知事報稱西流堡、黃莊兩處，入春以來，病死數人。19日，報稱風聞獻縣郭莊、鎮河，有肺炎疫發生。4月8日報載，在疫病前經京津各機關及防疫處檢查、隔離、消毒已肅清收束一切，“近日交河縣屬之趙家胡同村，又發現受疫死亡數人”。之后，《益世報》于10日、12日、14日、22日、24日、29日報道，大城南流莊（實為劉兒莊）、獻縣富兒莊、獻縣宗里村、河間煙村、文安與任丘、青縣發現疫病。5月25日，報載靜海又發現鼠疫，26日載獻縣、河間發現鼠疫。因此，疫病的發現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3月，順序為“桑園—吳橋—交河—獻縣”，4月，前后為“交河—大城—獻縣—河間—文安—青縣”，以趙家胡同疫病為界，4月疫情呈“北竄”之勢，5月，靜海等三縣發現疫病。

　　發現疫病的先后基本確定，但各地疫病的實際出現時間并非與此絕對相同，這也關聯疫病在各地的傳入過程及原因。第一階段，疫病首現桑園，疫源地在張家洼，可視為桑張疫區。查看檢疫員的報告及媒體報道，可知此疫區涉及村莊40余個。張家洼的首例疫亡時間為2月5日，原因是患者于1月28日赴天津購物時感染。桑園首例患者，內務部與直隸省的調查均顯示為楊姓者在張家洼做工時染疫，2月21日亡于家中，后引起較大范圍的傳播。防疫處報告傳染了楊姓、唐姓、朱姓、歐姓、李姓、向姓、舒姓七家。內務部俞樹棻報告中另有董家、郭家、許家、謝家，疫亡人數不少于25人。桑園鎮內疫病的傳播路徑可謂典型的同類傳播，董家首例是楊家之女，朱家首例是楊家親戚，郭家首例曾為楊姓注射嗎啡針，李家首例曾為楊家挑水，向家首例是舍給楊家的女兒，許家首例是為鄰居郭家抬埋尸體時染疫，謝家首例據說曾前往張家洼或從李家傳來，舒家由鄰居唐姓傳染。傳播途徑主要是探親、鄰里交往、診病、雇用關系、喪事風俗等。疫病在各村鎮間的傳播，可知周家集首例曾與桑園楊家共用注射器械，高葛林村首例是由楊家探視女兒傳染，而雙井王莊、杏園、高莊、錢孫莊等出現疫病是由隔離所醫生未能嚴格執行拒絕探視導致傳染，該傳播途徑屬于隔離所管理疏漏。

　　第一階段疫區，報載還有獻縣、交河。獻縣后被證實為誤傳，交河則比較嚴重。3月17日，《益世報》載檢疫員報告泊頭近日無疫癥蔓延，“該鎮及附近各村，所有亡故人數，及各村地點，均與前報相符，然病人死期俱在十余日以前”。該“前報”未能查見，但可以肯定泊頭已發現疫情。同日，報載交河郝村、黃莊、西流堡也發現疫病，據調查系自滿洲來客傳染，或系小工自滿洲回鄉，得疫在途而死，此疫并非自桑園地方患者之傳播。對于該地疫病，路局稱：“各方面報告日期與數目不一，據輸送糧食者云約七十余人?！缓涌h知事所派與北洋防疫處黃醫官接洽之代表云，于陰歷正月初九至十五日實有此疫，共死者二十五人，此后并無有此癥?！狈酪咛幜硪会t員張振瀾報告：“黃莊有崔姓者，在滿洲里作鐵匠生活，于正月初間回家，忽然發生疫病，當日即死，該村醫生診治亦被傳染，二三日即行斃命，該醫生之妹出嫁西流堡，因兄患病，回家探視，歸夫家后，亦傳染疫癥而死，因此七八日間，互相傳染，西流堡村病死十九名之多，黃莊七名，此旬余前事?！?0日，《益世報》刊載泊頭檢疫所函，此地“確系肺炎癥，來勢甚猛……業經疫死三十六人，近日稍覺平靜”。據此推斷，黃莊為此地疫源，首例可推至2月16日。因此，第一階段疫情以桑張疫區為重點，影響范圍較大，且正處于擴散時期，交河黃莊等地雖有疫病，但已基本結束。

　　第二階段疫情則不同，呈現多點爆發狀況，詳見表1。

　　交河縣方面，趙家胡同王萬榮3月21日死亡，其子王玉珍自津回家，27日身故，后5日內相繼死者7人。疫病引起“比鄰居民，四出逃匿”?？梢源_定傳染至胡莊與前牛官屯，胡莊趙王氏尸身從趙家胡同抬回后傳染家人及同村胡玉書夫婦，前牛官屯段氏由趙家胡同染疫身死。至4月13日，疫情得到控制，鹿家、蘇家與胡莊蘇家被隔離人員無恙解封。

　　大城與獻縣疫病幾乎同時發現。報載大城南流莊（實為劉兒莊）劉姓兄弟及馮家三口于4月1日死亡。后據醫官張鳳梧調查，劉兒莊馮家共7口染疫身死，系由其親戚劉某傳染，劉在白陽橋當飯鋪伙計，曾服侍子牙河小火輪患病搭客受染，后到馮家調養，劉死于1日，馮家7口相繼死亡。劉兒莊疫病傳至臧莊、宋賈村，臧莊臧禿子往劉兒莊吊唁受染身死，宋賈村韓樹生去臧莊探望內兄受染身死，周邊白賈村、王趙莊、大流河村分別于16日、19日出現疫亡者。另外，大城縣舊鎮常樹湘于20日到青縣嵩坡行醫，回家后即死，疑似從青縣傳染疫病。在獻縣，12日報載富兒莊發現疫病，縣知事報告疫源地在宗里村，為知事在7日出差返回時發現，且已死亡20余人。之后，宗里村及周邊村莊均有報道疫亡者，如24日報道：“十六日隔離所中死三人，……宗里村之鼠疫，十日之內，約死四十余人，其不遺一人者二家，只余一幼孩者三家（均系宗姓），亦甚慘矣?！闭f明疫病仍在傳染，而且較嚴重。據獻縣檢疫所報告，某甲自宗里村往天津，繼乘船由下河返村兩日后便病，3月26日身故，醫員于28日查看沒有可疑痕跡，離開時面囑村正，如再有疾病或死亡情況務必立即報知，事后該村正并未來信。4月7日，醫員得知該村又死亡多人，8日前往查看，確系受疫，鄰近各村歡流村、四辛莊、邢家莊也有受疫者，原因系村民來宗里村探視病人。因此，獻縣宗里村疫病可能初發于3月26日，由村民自津返回時感染，傳至周圍三村，疫亡數在40人以上。

　　煙村是另一個疫源地。4月22日報載煙村發現疫病，29日醫官張鳳梧報告煙村疫死者皆孫姓。3月24日孫五疫亡，26日其妻女亦死，遂相繼傳染，前后死者男27人、女15人。文安縣公署報告，煙村孫姓原為文安土橋村人，因避水災逃至煙村，人雖來自文安，但煙村實屬河間，疫亡情況與張醫官報告一致，并稱4月9日雨后此疫即滅，還指出孫五之姐及二甥是獻縣小河村人，系傳染而死。因此，河間、文安疫情主要在煙村，首例在3月24日，疫亡42人，可能由獻縣傳來，發現疫病時疫情已結束。在青縣，最初關注點一是密接交河的杜林鎮，二是密接河間的嵩坡。經查，青縣疫源地在于董京莊，村民楊瑞五于3月25日疫死，其母、父及族兄于29日、4月1日疫亡，同族疫死15人。王子營劉楊氏，系楊之女，染疫后返家死，傳染醫士趙潤芹。子儀莊醫生張連龍為楊姓族人治病染疫死，并傳其侄。5月5日報載于董京莊疫勢尚烈，隔離者死3人，南頭隔離者無恙，杜林、嵩坡無疫。8日報載青縣無疫?？傊?，于董京莊疫情傳至王子營、子儀莊，疫亡在20人以上。

　　第三階段疫情未引起較大影響。靜海疫病是牧師聽聞小學教員到華洋義賑會報告磚朵村有疫而介紹的，河間與獻縣是普克德向防疫處所報告。三縣實為同一傳染源，系獻縣護持村村民靳雅俊從東省返鄉，路過磚朵村，5月6日死亡，同伴河間縣時歡流村郭慶平、時老二代為成殮并送其回家，二人返鄉后身死，并傳染數人，疫亡11人。磚朵村疫情擴散至周邊小寨村、管鋪頭、卞莊村、寬河村、雙窯村，疫亡不少于25人，獻縣疫亡4人。至6月10日，報載疫情肅清。

　　綜上分析，疫情發現具有滯后性，有的地方甚至發現時即已結束。疫病最早傳入地似乎是張家洼，但俞樹棻報告稱張家洼疫情始于泊頭，而泊頭疫情是在長春尚未設立隔離所時，由苦力從哈爾濱帶來的。兩報告均說明泊頭為最先，后傳至張家洼。除桑張疫區外，黃莊疫病來源于自滿洲里返回的崔姓鐵匠，趙家胡同為村民自津返回時感染，劉兒莊為村民親戚受子牙河小火輪搭客傳染，宗里村為村民自津返回時感染，煙村疑似來自獻縣，青縣來源未見具體記載，但首現時間與第二階段其他疫區幾乎相同，均在3月下旬，因此第二階段疫病為同一來源的可能性較大，且交河、大城、獻縣疫病來源均指向村民自津返回時受染，故防疫處報告可信度較高。第三階段疫病由返鄉村民帶入，但政府和媒體得知時間已遲至5月下旬，所幸疫情短期內得以肅清。

二、 “合辦”局面的形成與各方職責

　　發現疫病伊始，及時采取措施并形成有效的應對局面是防疫成功的關鍵。探究直魯傳入鼠疫后的最初應對局面，需要考察東北鼠疫的救治情況。內務部及下屬的中央防疫處是北洋政府應對傳染病的主管機關。鼠疫在東北出現后，中央防疫處先后派俞樹棻和嚴智鐘作為視察員組織防疫，地方上則由伍連德統領的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實際指揮。正因此，直魯疫情發現時，中央政府機關已在救治鼠疫，且分散了一部分防疫資源，內務部在鼠疫撲滅后的呈獎繕單中曾稱：“滿洲里一帶發生肺疫延及齊齊哈爾、哈爾濱等處，復由哈越入魯直各境。當疫氛極熾之時，本部幾窮于應付。爰斟酌各地方情勢分為本省自辦、部省合辦、本部專辦三種，分頭防范，并督飭所司共策進行?！笨梢?，內務部已難“專辦”直魯疫情，需斟酌地方情勢采取“部省合辦”或“本省專辦”，地方情勢則應包括疫區地點、各省政局、疫情變化等要素。實際上，直魯鼠疫發現后，各方應對及時，形成了聯合辦理的局面，各方職責不盡相同。不過在“部省合辦”上，直魯亦略有差異。

　　疫區特點之一是疫病最初發現于兩省交界處。內務部主要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責成兩省迅速察勘、預防和報告；二是派遣人員救治。3月5日，內務部致電魯省，迅派醫官前往切實察勘，并責成該地方官迅速設法預防，以免傳染，并將疫情隨時電部。7日，致電魯省嚴飭地方官切實防范，并告知已派俞醫官前往視察。9日致電直隸省，“聞直隸吳橋、寧津各縣傳染頗烈等語，查該疫傳播極速，七年往事可為殷鑒，聞天津領事團對于此次疫事極為注意，交部已將桑梓店天津間停止售票，足見該處已受傳染，希即嚴電各該地方官迅速認真防范，勿使北侵，仍將現在疫勢情形隨時電告”。同日的另一電文則指出疫地毗連津浦路線，若疫勢再行北侵，貽患至大，應請迅飭天津防疫處趕派得力醫官攜帶藥械馳往該處防治，并告知“已派陳技正祀邦前往視察協籌布置”?？梢?，內務部以領事團的關注和綏遠鼠疫事例警示直隸迅速防治，尤其嚴防疫病北侵。內務部要求地方官擔負責任，以魯省為例，內務部10日回電魯省辦理防疫“盡籌周密，極為佩慰”，德福蘭11日電部稱桑園附近又染疫四人，“地方官吏現尚未實行防范”，內務部即電魯省迅飭地方官盡力協治，甚至直接致電德縣知事防疫。當時有報紙稱，柯德仁、德福蘭曾與德縣知事接洽，知事卻認為鼻藥和放鞭炮可防疫病，不必過慮，說明地方官確有認知愚昧之嫌。內務部還主導建立疫情報告機制，涉及直魯兩省的防疫機構、派遣醫官，內容包括新發現疫病情況、疫亡數、派遣人員健康等方面，有疫報告，無疫也報告。在派遣人員方面，從吉林調來俞樹棻赴桑園，技正陳祀邦赴吳橋視察并任檢疫專員，此外還有內務部技正劉翊云、細菌檢疫主任程樹榛、辦事員陳哲、委任職候補程昌運、主事王作新，以及中央防疫處技術員黃實存、楊澄漳，擔任疫區調查員或醫官等職。在人員分配上，從表2可見魯省人員遠多于直隸，幾乎遍及各個防疫所，上述幾人也大多在魯省。

　　疫區另一特點是位于鐵路沿線。依照《傳染病預防條例》和《火車檢疫規則》，交通部須會同內務部辦理防疫。交通部主要圍繞津浦鐵路展開防疫，也擴及周邊鐵路要道。

　　路局最初飭德州車務段段長查報，并派衛生稽查攜帶防疫藥品前往?？碌氯屎媛肪值耐瑫r，還請求將桑園、安陵兩站暫停售票。對此，路局再派車務段段長邱鴻勛、代理總醫官朱家楣詳細調查有疫村莊距離車站遠近，有無停止售票的必要。桑園站長報告后，路局決定暫停安陵、桑園兩站售票，張貼廣告，并電飭警備隊加派警力會同車務人員禁止乘客登車。不久，停售客票車站增多，原因是防疫處顧問羅賓等認為疫病約5日始發，僅停售兩站客票恐效果不佳，請求自天津至濟南一律停止售票。路局認為津、濟屬最大車站，實難停售客票，于是決定自3月9日起楊柳青至桑梓店間各站暫停售客票，天津總、東、西三站上車赴桑梓店以南各站下車的旅客照常售票開行，但各客車除上水之站外，其他各站概不停車。路局8日發出通告，9日刊出廣告，并分電直、魯兩省一體嚴防，通電所屬軍隊毋在停售各站上車。11日，路局又將第五、六客車暫停，因兩車夜間開行，上水及錯車各站難保無人私自上下車，至此所有天津和濟南往來的旅客可改乘一二三四等次客車。車站管理方面，路局視桑園、安陵兩站為重點，經中外醫士在桑園會議決定采取六條辦法加強防疫：一是加派路警阻止軍人強行上車及偷上車之人；二是添筑柵欄防止外界闖入；三是禁止員役進入村莊，日用所需及食物由外站代辦；四是在桑園備二輛三等車為臨時隔離所，至地方設定隔離所為止；五是發給站上服務人員消毒品及防疫面具；六是對站上住房每日清潔。路局要求立即辦理，并阻止運河內桑園附近來往船只，同時通電兩省要求所屬軍隊禁止往來停售客票各站。黃莊疫病發現后，路局將上水地點改為連鎮、青縣，在泊頭站也執行六條辦法。其他路局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京綏路仿照1918年應對綏遠鼠疫的辦法，設立衛生事務所、檢查乘客；京漢鐵路在3月中旬實施防疫辦法六條，并布告旅客留神防疫；滬寧、滬杭兩路也采取了停售客票及查驗乘客等措施。

　　直魯兩省負有防疫的重要職責。魯省接內務部電文后，9日復電稱已令中西醫院派遣醫員查驗，嚴電德縣知事防范隔離，并在濟南站特設病院及隔離所。12日，電告內務部設立防疫總所。之后，魯省通過設立防疫分所、隔離所、疑似病院，延聘中外醫士，治理公共衛生等措施展開防疫。直隸靠近東北，又需防止疫病北侵政治中心，責任更巨，實際上直隸此前已開始預防東北鼠疫傳入。

　　直魯鼠疫發現前，直隸以津埠正當京奉孔道，恐怕有自東省來者帶有疫癥傳播，曾要求防疫處處長劉國慶設法杜防，以消隱患。劉國慶特派醫官、教員帶領衛生隊前往京奉要路檢查行旅，并函知警察廳通飭各區檢查各旅店，對自東省新來旅客是否染疫從速報處，以便施行隔離。天津海關為防止疫病由海路傳入，擬查驗搭船乘客的身體，凡從海參崴、牛莊、安東、大連、旅順、秦皇島、煙臺、青島、海州開來之船，須停泊后檢驗，并在繩索與碼頭或小船相接處裝置防鼠具。發現鼠疫后，省長令防疫處極力防救，劉國慶組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預防辦法，并擬派劉瀛仙攜帶藥品于9日前往桑園檢查。直隸接內務部電文后，認為疫勢北侵一發而不可遏，辦理防疫最要緊不外兩途，一則設立隔離醫院使病者不與外人交接，一則封鎖有疫區域斷絕其出入交通，當派得力醫官攜帶藥品馳往防治，并令各縣地方官認真防范。此“兩途”體現了直隸政府的防疫策略，尤重防止疫勢北侵。11日，防疫處請廣濟醫院黃子護、延年醫院張振瀾到泊頭，后加派羅賓赴桑園、劉華普赴滄州、趙寶箴赴連鎮。防疫處在安陵設總檢疫所，由金瀛擔任主任，協調各地檢疫所及分派物資，在南皮、寧津、東光各縣設立分所，在泊頭設立水路檢疫所，由王守慈負責。省署分令防疫處暨天津警察廳各處，并電知津浦路沿線各縣于水陸交通處認真檢查。為禁止船只來津，水上警察局沿河巡查，馬廠駐軍設卡防堵。防疫處在泊頭派出水路檢疫員，并致函水上警察局加強水路管制。參照1918年應對鼠疫時防疫處所設立的水路檢疫所，主要是檢驗乘船客人有無染疫，需全省內河行輪董事局開示行輪每日上下游以何地方為起止地點，有無經過染疫地，如不能開清，則須一律檢驗。防疫處認為鐵路管控后，吳橋各縣由小路赴津者必然日見增多，令疫區人民暫免外出，桑園、吳橋一帶水路碼頭在30里內不準有人搭船外出，不準船只靠岸上下貨物與客人。不久，王守慈會同水上警察局六、七號巡船開始在泊頭檢查。20日前，水陸管控基本完成，防疫處上報省署，“滄縣附近水陸要路，已由軍隊扼要堵截，并分令水上警察局，暨沿路沿河各縣，一體查防在案，所有一切預防方法，即由處隨時會商各該地方官，妥籌辦理”。

　　隨著內務部、交通部、直魯兩省各項舉措的實施，“聯合辦理”的局面逐漸形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各方接洽開展調查和設立檢疫所。當時的主要人員有部派俞樹棻、陳祀邦，路局朱家楣、邱鴻勛，還有海軍醫學校學生、美國紅十字會醫員、統一救災會醫員及直魯聘請的醫員。邱、朱赴疫區初即與柯德仁接洽，12日前朱與俞樹棻、統一救災會的楊懷德接洽，16日前朱與內務部及防疫處派赴桑園、安陵的醫官接洽。在設置防疫所問題上，魯省的部省合辦程度更高，直隸的部省合辦程度雖低但也有合辦情況，俞、陳曾抵津與防疫處劉國慶、羅賓接洽，議定同赴泊頭、安陵、吳橋設所防檢，并派兵防堵水路要道，俞亦隨同視察，便道赴桑園。二是合議制定四條防疫法。13日，俞樹棻與防疫處議決防疫辦法四條，包括各村報告疫病及阻斷交通辦法、直魯聯防辦法、放賑人員通行辦法、滄州水路要道防堵辦法，規定村莊發現疫病由村長、紳士立即報告地方官或檢疫所，隔斷本村與別村交通，將亡者之室消毒封鎖，就原地限制其家人與外來往；直魯兩省各檢疫機關應每日互相通告，以資聯絡；放賑人員由防疫處及駐桑園之山東檢疫所發通行證；在滄州水路要道防堵北來旅客至津浦路。內務部要求有疫各屬、各防疫機關、各放賑人員及滄州地區依辦法切實施行。三是協商津浦路車站停止與恢復售票。最初停止售票即是各方協商的結果，何時恢復售票需根據防疫情形來決定，疫病時有發現，恢復售票可謂一波三折?；謴褪燮钡淖钤缣嶙h是在3月19日前，朱家楣、俞樹棻曾商議至19日桑園及魯境如無疫再發車，魯境停車各站可變通，之后朱赴安陵與羅賓接洽。20日，劉國慶與羅、朱、俞會議認為疫情得到控制，擬將滄州以北和德州以南的車站恢復售票，并提議購買三等票及小工票的乘客，買票前要進行檢驗，以滄州、德州兩站為限，其他各站各等搭客及小工購票須先由票房發給號牌以憑檢驗，如有病即暫行留所以便再驗，無病則由醫員簽字，票房即可售票，檢驗員由路局醫員充任，俞、羅負責指導，檢驗員滄州2人、德州3人，擬于23日施行。交通部認為可以實行。但不久吳橋發現新疫，原定計劃不得不暫緩，羅賓22日致電路局展緩辦理，內務部醫官也認為應展緩實行計劃。23日恢復售票計劃至4月初才得以實行。大城、獻縣發現疫病時，內務部認為隔離交通為第一要義，致電直隸在水路設立檢驗隔離所，并與路局商議停止車站售票，同時與陳祀邦（已調至魯?。┥套h聯防，以免分歧。內務部同時致電陳祀邦聯防更不容緩，“總以和衷共濟、速弭災沴為要”。防疫處致函路局，“各醫官亦均主張直省各站，一律暫行停止售票，即日實行，用特函達貴局查照辦理”。交通部批準此函，直隸境內磚河至桑園間各站本未恢復售票，為慎重起見，擬仍將楊柳青至滄州各站自4月16日起停止售賣客票，其余各站亦不發售以上站之客票。路局最終恢復售票時間是在5月9日，即直隸第二階段疫情撲滅之時。

　　綜上所述，政府應對直魯疫情反應迅速，形成了聯合辦理防疫的局面。內務部派員救治，并發揮了指導、協調作用。路局負責鐵路防疫，采取停售車票、派遣醫員、加強車站管理及限制登車人員等措施，防止疫情沿鐵路傳播。直魯兩省負地方防疫之責，均采取了派遣醫員設立檢疫隔離所、加強水陸交通管控等措施，但在部省合辦程度上差異明顯。直隸疫情范圍廣、時間長，且靠近政治中心，職責更巨，但內務部在直隸派遣的人員遠少于魯省，說明內務部認為直隸可以自辦防疫，這從各方討論恢復滄州以北和德州以南的車站售票事宜中，稱“劉國慶和俞樹棻可以代表直隸、山東兩省長同意”的說法，也可證明這種差異。因此直隸前期應對疫情，與路局、魯省體現為聯合辦理，與內務部體現為低程度的“部省合辦”，疫勢“北竄”后，直隸則幾乎成了“自辦”防疫。此外，防疫措施中一些社會因素也不容忽視，除了前文提到的紅十字會、統一救災會等社會團體的參與外，民間還出現了一些治病藥方，比較典型的是吳橋縣紳士贈送的“除瘟化毒湯”和“養陰清肺湯”?！洞蠊珗蟆贰俄樚鞎r報》《益世報》等媒體也對如何救治展開討論。社會參與和媒體的輿論監督對救治疫情均有積極的影響。

三、 直隸自辦防疫的主要舉措

　　發現疫病后，直隸與內務部采取低程度的合辦，與路局及魯省聯合防疫，當疫情進入第二階段后，直隸幾乎轉為自辦防疫。一方面是因為陳祀邦被調往魯省接替染疫殉職的俞樹棻，另一方面是北竄后的疫情均在直隸，魯省疫情在3月底基本撲滅，路局重點是恢復車站售票，地方防疫主責轉為直隸一省。直隸最終撲滅疫情，除了各方采取聯合辦理的重要措施外，其自辦防疫中的主要措施也值得進一步分析。

　　首先，加強宣傳，引導人們自行防疫。直隸管控交通之際，即曉諭居民于瘟疫未凈以前暫勿外出，以杜傳染。因疫病主要在鄉村，防疫處發布《村莊防疫淺說》四條，告知村莊無疫、村中有疫、有疫人家、出現疫亡人家的防備辦法。村中無疫最要緊的是不讓外村人進來，村中有了生病的人家，要將其門戶閉鎖，斷絕來往，非因水火吃用萬不得已的事不可開門。對于有疫人家，其他家人都應帶上護口具，不與病人親近，應用石灰蓋上病人痰盂。對于疫亡人家要報告社長或巡警及檢疫所、封鎖房屋、不許院子進出人員。宣傳采用白話文，告誡村民村中未患病者以避免接觸為主，而患病者需要自我隔離和報告待援。一些縣署也進行了宣傳，如獻縣采取韻文手法將疫病來源、特征及預防法告知人們，其文如下：“現有瘟疫，名曰肺疫。病來甚速，傳染最易。關外發現，恐到此地。大家留心，預為防備。此病初得，頭痛昏瞇。身上發燒，咳嗽不止?？诶锿卵?，命在呼吸。雖有良醫，束手無策。預防之法，潔凈第一。道途院宇，務除污穢。如遇病人，與他離隔。飲食各物，設法送遞。因疫死者，尤須躲避。葬埋死人，恐染瘟疫。撒以石灰，掩住口鼻。死者本屋，門窗糊閉。內點硫磺，薰滿一日。照此防范，可保無事。倘不預防，悔之何及。為此布告，其各留意?！?/span>

　　其次，治理城市公共衛生，防止疫病侵入。疫情初現，天津警察廳曾召開會議，制定整治衛生的具體措施，包括工程科派人打掃馬路街巷，疏通溝渠；各區衛生警察隊攜帶防疫藥粉、藥水分段潑灑；派警嚴查旅館小店是否清潔，如有染病客人立時分別報告；有疑似傳染病者即時報告防疫處派員查視；嚴查眾人聚集場所并販賣故物各攤；取締沿途乞丐；禁止人民向各處廢河傾倒污穢，中區海關道由警署從嚴取締；沿河穢水跳板遠離挑水口，違背挑水、倒水時間者給予處罰。警廳也進一步整頓街市秩序，要求載貨車不得逾重，規范金湯橋行人及車輛。對妨礙公共衛生之違犯警章者加一等罰金，對有染病隱匿不報者從嚴罰辦。要求各醫院遇有疫癥或類似者須認真診治，并報告警署，同時查禁售賣藥品腐爛者及水鋪賣水是否煮熟。此外，警察廳還采取了查禁庸醫的措施。防疫處也曾分派醫生暨警兵沿街檢疫。當時，直隸公共衛生處于警廳與防疫處二元并行管理的局面，當面對急性傳染病時，二者側重點不同，防疫處參與治理城市公共衛生較平時減少，主要是派員赴疫區救治。

　　其三，增擴防疫機構，防止疫情向西北擴散。直隸在應對疫情之初的救治機制主要包括防疫處、警廳、軍隊和各縣署，防疫處負防疫主責，派員調查設所，與部派醫官及路局、魯省溝通聯絡，向省署匯報防疫進展；警廳與軍隊協助管控交通，警廳還主要負責治理城市衛生，各縣則是配合檢疫員防疫。交河疫情發現后，救治機制發生了微妙變化，體現為保定防疫處的建立。直隸省府特派軍醫處長潘承祿會同保定警廳組織防疫機關，潘任保定防疫處處長，保定警察廳長任副處長，設檢診所、隔離所暨疫病院、疑似病院于行宮軍醫處，并編成消毒檢診四個大隊，外出檢查消毒。大城、獻縣發現疫病后，保定防疫處加強防疫，飭消毒檢診各隊切實檢查消毒，布告普通防疫法：要求自哈爾濱、滿洲里或津浦路線之客商行旅發現發熱、頭痛、咳痰帶血之癥，速報本處或鄰近警區；派員對疫區運來的貨物消毒；衣服、飲食力求潔凈；設法驅捕鼠類；清潔屋宅，打掃廚房及廁所。設置保定防疫處，對防止疫情向西北擴散具有一定助力，當北洋防疫處因擬加大調查疫情范圍而涉及高陽、任丘時，曾上報省署，高陽隸屬保定道，因保定防疫處的設置導致職權劃分問題，省署批示北洋防疫處為省常設機關，各縣均在其查防之內，保定防疫處在疫病撲滅后將被裁撤，相關防疾事務仍歸保定警察廳辦理，高陽、任丘等地檢疫由兩防疫處協商辦理。第二階段疫情撲滅后，保定警察廳廳長張汝桐即呈請取消保定防疫處。

　　其四，依疫勢調整疫區組織與人員。對比疫情第一、二階段，可以發現直隸在疫區人員派遣和設立檢疫所、隔離所方面前后有明顯差異。首先是疫區主要負責人的變化。俞樹棻殉職后，與其剛剛接觸不久的原疫區主要負責人羅賓、陳祀邦不得不自行隔離5日。疫區的主要責任落到了金瀛身上，金在重點村莊設立隔離所，25日又設立第二隔離所，先后遷14人至第一隔離所、8人至第二隔離所進行集中隔離。4月初，解除隔離的羅賓及金瀛均認為疫情已被撲滅，二人協商善后辦法，羅即解職回津，而陳祀邦于之前被調派魯省接替俞樹棻，這樣，之后疫區的主要負責人變成了金瀛。其次是兩遷防疫總所，增設分所與設置隔離所。趙家胡同發現疫病后，防疫處要求正欲回津的金瀛馳往救治，不久金將總所從安陵遷至泊頭，就近應對大城、獻縣、河間等地的疫情。這些地方疫勢減輕時，防疫處又令金瀛將總所撤銷或移至滄縣，因青縣發現疫病，金瀛遂將總所搬至青縣，調在滄縣的劉瀛仙前往，直至第二階段疫情結束。隨著疫區的增多，檢疫分所增擴至大城、獻縣、河間、文安、滄縣、青縣、楊柳青等地，較第一階段明顯增多。在疫情較嚴重的縣還增設檢疫所，防疫處在獻縣郭望屯增設檢疫所。第二階段的隔離措施并未采取之前集中隔離的方式，而是主要采用就地隔離的方法，有的患者在家中隔離，有的在村外搭建的臨時場地隔離，如防疫處在獻縣宗里村南用蘆席搭建隔離所，將疫者送入其中。對染疫者的住房封鎖28天，期滿啟封，依法消毒，并將床上死者物件一律焚毀，鄰近各村均受檢查。第三是解決醫員不足的問題。金瀛初到泊頭后，先分派四人分區調查。因地面甚廣，調查員不敷分配，請調劉瀛仙負責城西，防疫處以劉在滄州，改調楊柳青檢疫所張助手前往。此時，獻縣又出現疫病，金已無暇顧及，只好請示防疫處，防疫處特派英國人普克德等人馳往設立防疫事務所，并函請路局協助辦理。交河疫情減緩后，金本人還曾擬赴獻縣與普大夫會晤。當防疫處擬加大調查范圍涉及河間、任丘兩縣時，防疫處曾致電陳祀邦給予支援，“器械衣帽，自應借給，其防疫費用，能否墊辦，事竣再由敝處撥還，以清手續”。陳回電負責兩縣的調查，醫官薪資仍由桑園防疫所交給，兩縣防疫費用并藥品器械由防疫處接濟。

　　其五，總結與變通調查疫情法。第一階段，檢疫員調查疫情時總結了所謂的“吳橋交河調查法”，即“分區調查、就地隔離”，由調查員會同縣署派警，將各縣劃分區域，逐區調查，遇到疫病地點，就地隔離。吳橋縣就曾被劃分為三區，此法須有縣署的配合。第二階段疫情時，曾因疫區處于三縣交界處和縣署配合不力而變通調查法。煙村位于文安、河間、大城交界處，調查煙村疫情時需協調三縣防疫之責，防疫處要求大城醫官前往調查，并函河間縣派警協助，同時與獻縣公署聯絡斷絕兩縣河陸交通。為加強調查，防疫處要求金瀛巡視大城、文安、任丘、河間、獻縣各處，令醫官就近分別防救，不必劃分縣界，并將各縣聯防辦法商同各縣知事相互協助。聯防辦法為如有需用警察時，即可以檢疫醫官名義，致函各該縣公署派警前來。煙村的最終調查之責，防疫處認為應由文安縣辦理。因為煙村孫姓原為文安土橋村人，因水災才逃至河間煙村。金瀛在青縣開始遇到縣知事配合不力的情況，不得不采取“自行調查法”，令助手何秀廷赴街市詳為詢問，最終探聽到于董京莊為疫源地，隨即才按吳橋交河辦法展開救治。直到金瀛在青縣大門店學校建立檢疫所并得到紳民與校董的歡迎，縣知事才派警長和四名警察前來襄助，青縣防疫才得以順利開展。

　　變通調查法還體現在第二階段疫區不斷擴大，防疫處預判疫情有向西北各縣傳播的趨勢，為了限期肅清文安、河間疫情，防止各縣隱匿不報疫情的弊端，防疫處決定加派檢疫員調查，采取“根據各縣疫情差異、分派醫員調查”的方法，將各縣疫情分為“疫情已靖、現正實行防治、新報有疫各縣、附近有疫各縣”四類。吳橋、交河疫情已靖，吳橋留一名醫員和一名巡捕調查，交河由王守慈兼任調查；大城、獻縣正值防疫，獻縣由張醫官和普大夫辦理，大城因醫官不足，添派醫員兩三名分赴各區調查；文安、河間、任丘三縣屬新報有疫縣份，文安擬由金瀛協同交河助手前往，河間、任丘擬借調陳祀邦襄助救治；吳橋附近寧津、景縣，交河附近南皮、東光，獻縣附近武強，大城附近青縣、靜海，河間附近肅寧，任丘附近高陽，擬由防疫處派出視察員兩三人調查，避免各縣不報之弊。河間、任丘兩縣，最終派遣四醫官前往調查，防疫處特致函兩縣籌備房屋，以便設所，并派警聽候差遣，同時告知青縣總檢疫所金瀛接洽。后任丘報告并無疫癥，唯西區境內前趙各村莊，似有受疫身死之人，現今漸就消滅。

　　其六，阻斷交通與制定疫區通行辦法。封鎖有疫區域是直隸的防疫策略之一，前文已述疫情初期十余天內，直隸疫區水陸阻斷基本完成。大城、獻縣出現疫病時，省署指令防疫處嚴防染疫之人沿子牙河來津，將該處小火輪停駛，并請水上警察局派遣巡船停泊獻縣、大城，不準往來船只靠岸，水上警察局訓令第二區警察署派巡船一艘駐防大城縣屬王口鎮，同時令水上警察局及各該縣暫行禁止人民來津，訓令內河行輪董事局亦暫停小火輪。防疫處認為子牙河行船堵止，恐兩縣有改入運河出行者，要求滄縣、泊頭檢疫員留驗南北行船。金瀛到青縣后，還曾請防疫處令水路檢疫所將赴津船只留驗7日，原因是大城、獻縣均出現6日后才發病的情況。阻斷交通還遇到了軍人任意登車的問題，路局曾致函直隸嚴禁軍人強行登車，省公署即通令各縣嚴防，并分致軍隊機關照辦。防疫處醫士還曾因路警不加禁止軍人任意登車，于3月21日上書路局，要求路局加強管控，并條陳辦法三則：“（一）在防疫期內，無論何時，無論何人，如無公事，不得入防疫線內各站之月臺；（二）非于必需時，各列車不得在防疫線內各站停車；（三）在接近營站或大城之各站應駐重兵。（甲）以防無票無照之人上車，（乙）以受有站員之指揮，捕拿違章之人犯?！睂Υ?，路局也并無有效方法，只能致函直隸禁阻軍人任意登車。實際上這種現象在當時中國并非個例，在之前救治鼠疫中均有出現，也是媒體報道伍連德口中辦理防疫困難的原因之一。阻斷交通遇到的另一問題是疫區賑濟旱災通行問題，省署指令防疫處與華洋義賑會規范放賑人員通行辦法，制作“疫區通行證”，凡放賑人員須由無疫之地出發，憑防疫處發給的通行證進入疫區，放賑結束后須由各檢疫所醫官證明簽字，方可回津。省署批準的該辦法同樣適用于軍人和各行政機關人員，防疫處還特別規定行政機關人員因公外出，須由各機關長官證明身份，并致函本處才可發給通行證。

　　其七，救治疫病與外防傳入并重。直隸救治疫病時，東北疫情仍未撲滅，因此還要防止疫病再次傳入，在第二階段疫情期間更加明顯。首先是應對庫倫難民過境，當時大批庫倫難民沿南滿鐵路、京奉鐵路到津浦路，直隸對路過天津的難民非常重視，由防疫處派醫員進行檢查，確定無病后才放行，有時還需要安置難民，警廳曾借用隔離病院收容難民。這些難民為數不少，報載達3115余人。其次是防止鼠疫自山海關傳入。大城、獻縣發現疫病時，遼寧溝幫子一帶也發現疫病，直隸省府請津浦、京奉路局及陳祀邦召開防疫會議，由路局商定時間、地點。不久，京奉局將雙羊店至臺衛家溝等14個車站暫停售搭客票，關外來津車輛只售頭等車票。最后是防止鼠疫從海路傳入。為應對溝幫子疫情，津海關監督請求仿照上海的辦法，對由牛莊、大連的來船進行查驗，省署批準借用海防指揮官靖海小輪到大沽防疫查驗，隸屬于防疫處的秦皇島防疫醫院也進行查驗。防疫處同意大沽醫院與羅賓的磋商辦法，將牛莊、營口開來的輪船頭等、二等搭客照章查驗，對三等及艙面搭客無論有無疫病，須停泊5日才可查驗。如對于出現疫病或有疑似疫病的洋式船只或襄助洋式船只起下貨物的華式船只，須懸掛有疫旗號，查驗前“均須下椗于大沽攔江沙外”，“未領有衛生員驗放之執照不準將旗放下”。報載兩醫院共查搭客數達1203余人?？傊?，救治疫病與外防傳入同時進行，也增大了防疫難度。

結　語

　　1921年傳入直隸的鼠疫持續三四個月，直至7月防疫處訓令各疫區由縣知事傳令有疫各村徹底消滅疫菌，整個防疫過程才最終結束。揆諸此次鼠疫的救治過程，可發現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是此次防疫受到災荒的影響。防疫處認為文安、河間等地的疫病是由吳橋、交河傳染而來。災民流動是造成疫情擴散的原因之一。此外，災荒對防疫的影響還體現在財政困難方面。直隸省署最初令防疫處設法杜防東北鼠疫傳入時即面臨經費奇絀的問題，而當大城、獻縣出現疫病時，曾致電內務部請求撥款，稱“此事應需經費，如購置藥品、分派人員、設立檢查所，用款甚巨。直隸當大災之后，庫儲空虛，迭經設法借撥，實屬不敷應用?，F在桑園、吳橋一帶疫勢雖已消滅，而交河、獻縣、大城等處又復發生，水陸防檢需費尤繁，加以長春、哈埠疫勢尚熾，萬一侵入京奉路線，則直省山海關等處更須積極防杜，此時不能不預籌布置，未便以款絀置為緩圖，本省財力已竭，實在無從挪撥?！睂Υ?，內務部回電：“貴省經費為難，與本部正同，現正通盤籌畫，一俟款到，即行酌撥?！眱葎詹科鸪踉鴶M從賑災經費中撥用300萬元，后經與外國公使交涉，最終從西南關余中提用20萬元用于津浦防疫。

　　二是防疫措施見效，政府重視程度是重要原因。直魯鼠疫死亡人數，直隸官方報告為394人，魯省報告有30余人，占整個東北鼠疫死亡總數不足5%，數據對比看似疫情較輕，實際并非如此。疫情最終造成直隸七縣受疫，300余人疫亡，可見疫病一旦傳入，危害性極大，但也應發現許多疫區屬于“事后發現”，發現時已疫亡多人，組織救治后，則基本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疫情影響區域遠超出疫區范圍，波及疫區周邊數個縣市，還涉及京綏、京漢、滬寧、滬杭等鐵路沿線。直隸報告疫情前后由哈埠來者不過二人，說明疫地阻隔傳出、非疫地防止傳入具有效果。這樣大范圍采取防治措施，應歸因于政府對疫情的重視和主導，其除了反應迅速外，派遣或聘請的主要人員也具有較豐富的防疫經驗，像陳祀邦、楊懷德、柯德仁、德福蘭均參與過救治1918年綏遠鼠疫，其中陳擔任第三區檢疫委員，楊被聘為防疫總局總顧問，柯、德兩人曾擔任直隸和魯、皖防疫職務。政府重視疫情還體現在經費上，直魯疫情疫亡人數不多，但耗費巨大，整個東北鼠疫耗費96萬元，各地平均耗費約12萬元伍連，直魯防疫上內務部提款即達20萬元。直隸耗費多于魯省，魯省共耗經費11338元7分，直隸在第二階段疫情時請款數達2萬元。疫情防控涉及政府、社會、個人等諸多因素，而政府應處于主導地位，政府的重視程度是防疫有效的重要原因。

　　三是直隸由參與合辦轉為自辦防疫。直隸的防疫過程，起初是與內務部采取低程度的合辦方式，與路局及魯省聯合防疫。疫情“北竄”后，魯省疫情好轉，路局的鐵路防疫體系也已建立，內務部派出醫員重點是防止魯省疫病復發，對直省則以指導為主。例如內務部對煙村疫情的應對之法與大城、獻縣基本相同，均是“于交通便利之處認真防檢，并商路局停止售票”。這說明直隸防疫逐漸轉為自辦。直隸的自辦措施在前后也有所不同，雖然整個過程均以派遣醫員檢疫救治和阻隔交通為主，但前期側重制定防疫策略，加強宣傳和治理城市公共衛生；后期則側重防止鼠疫再行傳入，以及針對各縣隱匿疫情的情況進行深入調查，針對疫點在多縣交界處的情況進行聯合防疫，對疫勢提前預判，延長隔離日期，這些措施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縱觀1921年直隸的防疫過程，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首先，在疫情防控的社會背景下，地方應擔負起防控主責。此次防疫，對直隸而言，雖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隔斷疫病的傳入，當疫情愈演愈烈時，更是面臨著“內防疫病擴散、外防疫病傳入”的局面。而就全國而言，救治東北鼠疫已經牽扯了內務部大部分精力，疫病傳入直魯后，更是面臨“南北夾擊”北京的態勢，疫病多點爆發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各地方應該負起防疫的主要責任。應該說直隸較好地承擔了這一責任，直隸政局在1920年直皖戰爭后與北京政府聯系更加緊密，在防疫措施的實施上能夠與中央政府保持較好的一致性，且直隸自身具備較好的防疫條件，能夠及時根據疫情變化給予應對。

　　其次，此次防疫揭示建立科學的疫病防控體系之關鍵。伍連德曾在報告中寫道，本次救治鼠疫不像1910—1911年鼠疫時那般嚴重缺乏先進的醫院與合格的衛生人才，而是設備甚周，且能夠得到各級政府和各界多數人民的支持。與鐵路機關協商的防疫辦法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不至于出現十年前那種“某車曾搬運患者39名，至天津、北京，再折回于奉天”的情況。同時，《傳染病預防條例》《檢疫委員設置規則》《火車檢疫規則》《清潔方法消毒方法》等法規的頒行與中央防疫處的設立，說明民初十余年間，我國防疫體系取得了進一步發展。直隸省在清末已經建有專門負責防疫的行政機構，進入民國后改成北洋防疫處，是近代中國較早的地方性防疫行政機構。自1917年劉國慶擔任處長后對該處進行整頓，重行組織后的防疫處設置總務、醫務、技術、衛生四科，并聘請中外知名醫士。醫務科負責傳染病預防研究與實施、傳染病院及隔離所設備、防疫布告、傳染病發生時實施治療法及隔離法、實施清潔消毒、死亡統計、指定死者尸體葬法及關于傳染預防各事項。技術科負責細菌檢查、病源鑒定、動物試驗、飲食品檢定、有害販賣品檢定、消毒材料鑒定及保存、藥品鑒定及保存、血清痘苗制造及檢定、獸疫預防及其他技術上一般事項。因此在發現疫病后，北洋防疫處能夠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應對。

　　最后，防止疫情擴散還需要基層社會對近代科學防疫思想的認同，形成合力。近代中國貧病積弱的情況曾使醫學界痛感國無防疫之政、人無防疫之識、醫無防疫之戒。此次鼠疫的救治情況說明這種局面已有改觀，政府對防疫非常重視，一些社會組織和個人也積極參與，但有些地方縣署和鄉村人民仍然存在防疫意識淡薄的情況?！秱魅静☆A防條例》頒行后，作為中華醫學會創始人之一的俞鳳賓曾言其欲成功，必地方官實行條例不能敷衍或推諉了事，必醫生熱心任事，慨然以救社會為職務，須人民知其生命之寶貴，遵守地方官及醫生之命令。當今看來亦不乏遠見真知。此次直隸防疫，曾出現“各縣知事遲延不報，或漫不經心，傳染愈多，防救愈難著手，即如各縣發生肺疫，皆由放振〔賑〕洋員通函而知，無一由縣知事報告?！狈酪咛幷J為，直隸疫病反復出現主要是因為有些地方防疫意識淡薄，出現疫情未及早報告，村民探親、參加葬禮成為重要的傳播途徑。不僅如此，防疫處在救治過程中還多次遇到鄉民阻撓，甚至有毆辱醫員和巡捕的情況，一些地方官為避免矛盾激化準其自行隔離，這給防疫帶來了許多隱患。究其根源，在于近代科學防疫思想尚未達到一定程度，從側面也說明在基層社會推廣、普及科學防疫思想的重要性。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