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業救國”運動期間還發生了“收回利權”運動。它由各省紳商發起于1903年，延至1911年，波及12個省，旨在收回被帝國主義列強侵占的鐵路權和礦產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從而激起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振興實業”高潮。紳商們一方面借助民力集資贖回二千余萬元的外資礦產權；另一方面以“經營企業是收回利權的最好手段，關系國家命脈的興衰”，“茍有愛國之心，應起而響應股份之招募”相號召，使人們提高了集股興業的積極性，“相信能認購一股就等于收回一分權利，于是爭相認購股份，引起了全國到處創辦起股份、合伙或獨資經營的新企業”。

 

　　民國以后，“實業救國”仍在延續，并衍生出“提倡國貨”。提倡國貨旨在通過增強國貨的競爭力以抵制洋貨而達到挽回利源之目的，包含著推銷國貨和改良國貨兩重含義。從民國初年開始，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工商界紛紛成立國貨維持會、國貨陳列所、國貨展覽會、國貨商店等。如1911年12月由上海工商界最先成立的中華國貨維持會，“以維持國貨，改良工藝，振興實業，擴張利權為宗旨”。1912年，天津實業家宋則久發起創立直隸國貨維持會，其指導思想是：“若打算救國，必先救窮。若打算救窮，非提倡實業不可。若打算提倡實業，非維持國貨不可……維持國貨是為的救國?！彼麄儗⑻岢珖浥c振興實業、挽回利權、救國救民直接相關聯。此后，提倡國貨運動持續高漲，除了上述兩個國貨維持會不斷擴展活動，并持續到1949年之外，工商界乃至政府均陸續參與其中。1915年，農商部鑒于國人已廣泛講究國貨，在北京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國貨展覽會。五卅運動時上?？偵虝l起成立“提倡國貨會”，參加者多達80多個商業團體，以“發達本國國產，鏟除國外經濟壓迫，增進國家富強”為宗旨。1927年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成立，其宣言指出，中國貧困交加之原因，“莫不由于國外經濟之侵略，國內產業落后之所致也”，因此欲使中國富強，必須提倡國貨。1929年國民黨天津市執委會宣傳說：“提倡國貨是扶危救亡的唯一出路……是富國裕民的緊要政策?！比婵箲鸨l后，共產黨提出要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提倡國貨這面救國救民的旗幟，催生和助長了一大批民族工商業。僅天津國貨售品所一家，其所經銷的國貨品種，就從1913年的“六百余種”，增加到1932年前的“六千余種”；1915年舉行維持國貨大會時“題名入會的會員共得三千三百四十多人”。上海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廠商會員數從1915年的49家增加到1931年的231家；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的會員企業數，從成立時的72家增加到1937年的309家。

 

　　從“商戰”到提倡國貨的一系列實業救國思想和運動，為近代中國的工業化發揮了獨到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而言效果不盡如民意，到抗戰全面爆發前，有人評論說：“提倡國貨四字，已洋溢于中國，數年來未收效果者，實因在上者不能以身作則之故……中產階級以上之人，不問黨政軍商學各界，家內所用貨品，與身上所穿服裝，舶來品居多數”；舉行提倡國貨會議時，“政府所派之指導員，與會內敦請之演講員，身穿舶來品原料之西裝，而在臺上大講其‘提倡國貨以塞漏卮’的大題目，大言不慚，聽眾腹誹”。還有人指出：“政府只知提倡國貨，而不謀所以解除國貨商人痛苦之方；只知高談救濟失業，而不知獎勵國貨生產即為救濟失業之要策。提倡與救濟，祇及命令而止，則其效之微可知?！庇纱硕?，提倡國貨符合民心，符合國情；效果不佳，責在政府，言行不一，措施不力。此言應是實情。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它既與國家的方針相關，也與民眾的參與相關。如何發揮好兩方面的力量，協調好兩方面的關系，對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建設至關重要。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歷史看，西方先現代化國家的早期工業化，基本上是自然演進的，政府基本上不直接進入具體的工業化建設活動。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后現代化的和半殖民地化的國家，在西方的侵略和促動下開啟現代化的進程，首先作出應對行動的是官方（國營），而后延及商界（民營），并逐漸形成官商分途共進的結構。這種力量結構始終存在于近代中國，只不過兩者的關系有所變化，即洋務運動時期的官商結合、清末民初時期的官商分途、民國中期的官商分域、抗戰結束后的官商沖突。

 

　　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主要通過“官督商辦”制度來實行官商結合。從思想源頭說，官商結合開辦工業企業的主張，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就已經由魏源提出。他主張由官方開辦廠局，既生產軍用品又生產民用品，同時允許民間自開工廠，到洋務運動時這一思想變成了事實。洋務運動作為中國工業化的起點，雖然以某些官員自辦軍用工業為發端，但很快就采用“官督商辦”的方式創辦民用企業，從官方獨行轉變到官商結合的路徑。官方除了繼續獨辦軍用工業之外，開始動員和吸收商人資本進入其所發起的民用企業，以補官力之不足。李鴻章在1872年底奏設第一個官督商辦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時，所設計的體制是：“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自行經營，自負盈虧。后來他又補充說：輪船招商局“有裨國計民生，故須官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边@些話的意思是官督商辦應官商分權，即官方負責督察、扶持之事，商人負責集資、經營之事。甲午戰爭后，張之洞進一步解釋了官商結合之要義，一在于發揮商人之固有優勢，糾正其弊病，集合其資本，從而“合國與民之力”以緩解國家之貧窮；并將自己所創辦的官辦企業，陸續招商承辦，改為官督商辦或商辦。

 

　　李鴻章所倡行的官督商辦制度，很快得到各方贊同和采用。繼輪船招商局之后，各種官督商辦企業相繼建立，并超過官辦企業之數。對于官督商辦制度和企業，后人多有批評，然而被諸多研究者引為最要批評者的鄭觀應，直到洋務運動后期，仍在稱贊“官督商辦”的合理性。他說：興辦廠礦，“全恃官力，則巨資難籌；兼集商資，則眾擎易舉。然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倚官威，則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辦，各有責成：商招股以興工，不得有心隱漏；官稽查以征稅，亦不得分外誅求。則上下相維，二弊俱去”。于此，既指出官商結合的必要性，又指出官商各司其職的準則及可期之良效，揭示了官督商辦的本質功能所在。他同時又強調官督商辦企業要實現這一本質功能，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督辦，即能夠“耐勞習苦，身親目擊”，精心管理；“毋濫用私人，毋苛待工役，毋鋪張局面，毋浪費薪資”，公開財務。如此則使“在廠諸人皆歡欣踴躍，聯為一氣，力贊其成矣”。在此，他實際上論及了這一制度的兩個層面及其關系，一個是本質和核心，一個是條件和邊際，前者發揮得好壞和成敗會受到后者的制約，甚至毀滅，通俗來說就是好事被辦好還是辦壞的問題。到1909年前后，鄭觀應對官督商辦有一段嚴厲的批評。他說：“蓋官督商辦者，既有委員、監督，而用人之權操自督辦，股東不能顧問。督辦而賢也，拔茅連茹以其匯征，股東自然受賜；而無如其多是官場中人，官氣難除，且于商務皆瞆瞆。所委任者又不問其材之能否勝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親戚即其私人，甚至掛名局內，干領修金不知凡幾，結黨營私毫無顧忌，而局務遂日歸腐敗矣?！边@里指出，督辦“賢”，則企業成功，股東收益；但大多數督辦營私舞弊，則企業失敗，股東虧損。其矛頭所指主要是官方用人不當，把事情辦壞了。所以，官督商辦并非企業必敗之由，問題在于何人來“督”，如何發揮好這一制度的內在功能。正因如此，到甲午戰爭后，官督商辦為督辦們背了黑鍋，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逐漸被朝野拋棄。

 

　　甲午戰爭之后，官商合辦企業雖然仍有存在，但中國工業化建設的主體途徑由官商結合興業逐漸轉變為官商分途興業，尤以商力為主的階段。所謂官商分途，是指官方和商人各自興辦企業，官方只是在方針政策上支持和保護商人，也意味著官商關系由先前商為官用向著官為商用轉變。如康有為在1895年5月的《公車上書》中建議朝廷，工商實業之事，應“一付于民”，“縱民為之”。接著又接連上奏，提出采取獎勵創造發明、廢除苛捐雜稅等措施，鼓勵和保護民間興辦工商業。也有一些官員開始提出將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改為商辦的主張，認為各洋務局廠，“改歸商辦，弊少利多”。清廷隨即采納這些建議，下旨明示：“亟應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或于官廠之外，另集股本，擇地建廠，一切仿照西例，商總其事，官為保護”。就是鐵路和礦務這類需資多、規模大的企業也鼓勵商辦：“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資千萬兩以上者，著準其設立公司，實力興筑?！辈㈩C布《礦務鐵路公共章程》，規定“此后總以多得商辦為主，官為設法招徠，盡力保護，仍不準干予該公司事權”。上述這些言論和政策法規的主要對象和實施途徑，已轉向私人企業和動員私人投資創辦企業，私人企業和私人投資活動的地位得以提高。

 

　　1901年清廷宣布推行新政后，進一步提出振興工商政策，鼓勵民間興辦實業，并開始將一批效益不好的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轉歸商辦。如由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于1908年合并改組為商辦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的船塢，于1905年與總局剝離改為商辦的江南造船廠。張之洞發起創辦的幾家紡織企業全部改歸商辦。甚至效益獨佳的輪船招商局，也沖破重重阻礙于1909年改為商辦。在民間方面，更是形成了一個促進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社會環境，以紳商為主體的民間創辦企業活動迅速興起。

 

　　民國成立后，繼續清末官商分途興業的途徑。1913年，張謇出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時提出：“自今為始，凡隸屬本部之官業，概行停罷，或予招商頂辦。惟擇一二大宗實業，如絲茶改良制造之類，為私人一公司所不能舉辦，而又確有關于社會農商業之進退者，酌量財力，規劃經營，以引起人民之興趣，余悉聽之民辦?！辈㈦S即付之實行。同時也主張將“關于軍需之鐵鉛二種，及關于幣制之金、銀、銅、鎳四種，凡六種，定為可以官營之業，仍不禁絕民間開采”。使民間的投資領域進一步擴大。

 

　　據有關統計，民營資本所占的比重，在工礦交通業總資本中，從1894年的38.2%，上升到1912年前后的70.9%、1920年前后的79.8%。在銀行業總資本中，從1904年之前的零點，增加至1912年前后的27.5%、1920年前后的51.4%。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也明顯快于官辦企業，兩者的資本年平均增長率，從1894—1913年的15.08%、14.54%，改變為1913—1920年的10.54%、3.81%?？梢?，在這一時期，官商分途并進，尤其是民營企業表現出色，使中國早期工業化出現了新的局面。

 

　　到了1919年，孫中山經過多年思考，借鑒西方各大國經濟現代化的利弊，根據中國國情，寫就《實業計劃》，提出以“節制資本”為方針的中國經濟建設新路徑。其中，關于國家和民間的作用和關系，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凡個人能力所及，或更宜于個人經營之產業，均應由個人自由經營，并由國家獎勵，以法保護。港口、鐵路之類的交通運輸業，各工業部門的大型企業，采掘工業和冶金工業，應由國家經營，以便全面而統一地發展工業化；迅速而有力地開展對外國侵華資本的抵制和競爭，挽回和維護民族資本的利益；防止社會壟斷資本勢力的出現；有利于大規模地合理引進外國資本；避免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提高工人的福利。孫中山的這一方針在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得到確認。這一方針既繼續了以往的官商分途并進的路徑，又劃分了兩者所轄的領域，將中國早期工業化的路徑推進到官商分途分域進取的階段，對后來的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借口奉行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方針，重新確立國家經濟的主導地位。在《礦業法》中規定：“鐵礦、石油礦、銅礦及適合煉冶金焦之煙煤礦應歸國營?！痹诠I領域，1928年工商部成立之時，把鋼鐵、機械、酸、堿、紙漿、細紗、酒精、水力發電等列為基本工業，并從民力和國力情況出發，采用了國營和官商合營的方式。1933年實業部提出采用統制經濟的方式，對保險、糧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產業由國家通盤籌劃。對于金融業，除了增設國營銀行外，還通過發債摻股和幣制改革對一些大型績優民營銀行逐步實行金融統制，甚至納入國營和官商合營體系；對于工礦企業，將一些效益好的大型民營企業轉制為國營企業。這一做法與清末民初時將效益差的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轉制為商辦企業背道而馳?？傮w而言，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國民政府基本實行“國計、民生兼籌”之方針，此后則逐漸強化統制，走上壟斷之路。直至1936年，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雖皆有較快的發展，但兩者的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1920年相比，國家資本增加了8倍多，私人資本只增加了1倍多；國家資本對私人資本的比重，從23%增至97%；特別是在金融業方面，國家資本所占的比重從18%上升到73%。其發展態勢呈現為，國營企業從下降轉變為上升，民營企業由上升轉變為下降。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日益強化經濟統制，這是一個特殊時期，另當別論?？箲饎倮院?，官商關系很快轉入沖突階段。戰后中國曾有過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民間曾一度出現過興辦企業的熱潮，政府也曾制訂過經濟建設的計劃。但是由于國民黨趁接收敵產之機繼續強化經濟統制，大力擴張國家資本，一些豪門官僚也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擴展私人資產，同時大肆向民營經濟領域擴展，壓迫甚至掠奪民營企業，使戰后經濟很快從希望滿懷轉向危機四伏。國民黨在發動全面內戰后，重新強化統制經濟制度，大力扶植國營企業，不惜抑制民營企業；且濫發貨幣、管制外匯，引起惡性通貨膨脹，使民營企業資產嚴重縮水、受損。最終使工商界逐漸離棄乃至絕望于國民黨，攜資外逃者與日俱增，國民經濟瀕臨破產。

 

　　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只有盡量廣泛地動員和利用各方力量，并形成良性合力，克服內耗，才能較快較好地跟上世界現代化的步伐，否則就會產生消極乃至阻礙影響。從上述近代官商關系的變化及其對工業化進程的影響中可以看出，兩者協調和合時工業化進展就順遂一些，反之則曲折、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的早期現代化是在西方先現代化強國的沖擊下從傳統社會中突發出來的，其倡行者主要是對西方社會有所認識的開明官員，特別是紳商精英。而這些官員和精英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以儒學為主的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尤以“民惟邦本”的民本主義思想、“以天下為己任”的主人翁思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主義思想為重。這種思想含有樸素的為民謀生、為國謀安意識，往往成為早期現代化先行者的一個核心指導思想和最高目標。民國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又增加了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為民謀利的思想，成為共產黨人開辟中國現代化新路的指導思想。

 

　　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不乏以改善民生為最高目標的推行者和實踐者。洋務運動時期，這種思想在一些洋務官員的“求富”主張中有所顯現。當然他們的“求富”主要出于軍餉、軍工和財政需求的考慮，但也意識到富民生與固國本的關系，如李鴻章認為，“必先富而后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即便這只是他們的一種說辭，也不能否定他們有這種理念，以及這種理念的影響力和說服力。

 

　　甲午戰爭以后，紳商參與早期現代化者日益增多，乃成主流。他們大多抱著為民謀福利、為國謀富強的思想。如作為其中突出一員的張謇，他是一個狀元出身的實業家，把一些傳統思想運用于自己的各項建設事業之中。雖然他創辦各種企業離不開盈利，但其最高目標不在于盈利，而是為了強國利民，在投身實業之初即抱定“為中國大計”而“不為個人私利”之決心。他在創辦第一個企業大生紗廠時，為的是實現“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的志向，以“衣被所及遍我東南”自勉。其所以將工廠取名為“大生”，即取儒家所謂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義。后來在創辦通海墾牧公司時，亦不離此宗旨。他從事實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沒有飯吃的人要他有飯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夠逐漸提高”，從而盡到“儒者應盡的本分”；而且把經營企業所得盈利大量投資于教育和公共福利事業，充分發揮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精神。在從事地方自治事業時，他所確立的出發點和目標是：“蓋猶以孔子富而教之之義，使地方無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绷D使通州全民皆有謀生之能力和職業。到1922年時，張謇已年近70歲，且事業大成，但仍然感到遠未達到目標，帶著自責的口氣說：“謇營南通實業、教育二十余年，實業、教育大端初具。言乎穩固，言乎完備，言乎發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縣而無懼，則未也！未也！實業未至人民盡足以謀生，戶盡不至乏食；教育未至鄉里學齡兒童什七八有就學之所，兒童長成什五六有治生常識，未足云大效?！e之事，若水利，若交通，若道路，其相關之類，至繁而賾，不易備，而謇未嘗一日忘備也?！辈⒚銊詈笕死^承自己的志愿，“為吾增進由實業、教育一切自治，而達于遠溯成周，近幾瑞士之一日，其亦不負此生，不負社會，不負國家矣”。

 

　　民國初年，天津紳商宋則久在提倡國貨運動中，以“救民生”為最根本的出發點。首先，他自己努力從事提倡國貨的最高目的是以天下為己任拯救民生。他說：“先儒顧亭林先生說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挽救的法子千條萬絮，然推本溯源只是一個”，那就是提倡國貨。他認為提倡國貨之功效，除了能夠抵制洋貨之外，還在于能夠改善民生。因為國貨如能暢銷，工廠必能賺錢，開廠者便越來越多，做工者隨之增多，無業者隨之減少，乃至“工價增長，人人富足”。其次，他勸說國人購用國貨的根本理由也是拯救民生。他動員民眾說，如果四億國人皆齊心用國貨，那需要有無數的工廠制造，需要用無數的工人生產，然后“實業大興，人人皆有事可作，有錢可賺，家家有積蓄，處處無閑人”。所以國人購用國貨，既是救國家又是救自己，理應積極參加。此外，他還以拯救民生之大義動員有錢人多辦工廠。他指出，由于洋貨輸入的不斷擴大，抑制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導致國貧民窮，“要打算治中國的窮，非提倡實業不可，提倡實業就是治窮的根本……維持國貨又是提倡實業的根本”。所以有錢人多辦國貨工廠，多讓民眾有工可做，有錢可賺，脫離貧困；而民眾有了錢，就有購用國貨的能力，就可促進國貨生產，如此形成促產富民的良性循環。因此，以提倡國貨拯救民生是宋則久的志向所在，他堅信，提倡國貨，“這本是根本的問題，挽救中國最緊要的一件事情。鄙人認定，國貨發達之后，中國一定能富強”。正是由于有這種拯救民生的認知、抱負和自信，宋則久才會放棄自己原有的優勢營生和豐厚收入，而義無反顧地去從事艱難竭蹶和盈利低微的提倡國貨事業，并堅持終身。

 

　　從清末民初開始的“村治”和“鄉村建設”運動，以改善農村文明和農民生活狀況為目的，可以說是中國早期的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嘗試。這一運動，在1927—1937年間逐漸形成高潮，此后在抗戰時期的后方，特別是中共抗日根據地仍有繼續，先后出現過米迪剛在河北定縣翟城村、黃炎培在江蘇徐公橋村、盧作孚在重慶北碚鄉、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等的鄉村建設實驗活動，全國總計達千余處。整個運動歷時較長、普及較廣，而且單個實驗區的范圍由村而鄉而縣，步步擴大，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鄉村建設運動，雖引入了西方的有關理念，起始于地方自治的政治目的，但亦源于中國傳統治國理念，包含著為民謀利的基本用意，并隨著運動的進展而愈益明顯。河北翟城村的米鑒三、米迪剛父子，本著鄉村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基礎的“農村立國之說”，開辟“為人民謀利益”之源，“為國家樹富強之本，為社會造大同之基”的理念，于1902年首創村治之事，并創辦村民互助合作的經濟組織“因利社”。該社在村民的建議下而成立，其名稱寓意于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不久改名為“因利協社”，引入了西方產業組合的原理，擴大了互助合作之范圍，“以提倡全村人民互助之精神，謀全村人民共同利益之發展為宗旨”?？梢娒资细缸訛槊裰\利的目的非常明確，也做了不少經濟、教育等方面的實際事業。

 

　　1926年，晏陽初承續米氏的事業在整個定縣推行鄉村建設。他不僅進一步發展合作社“幫助農民增加生產”改善生活，而且力圖通過改良鄉村政治，使農民擺脫政府剝削。1929年，梁漱溟在籌劃山東鄒平縣的鄉村建設時，明確表示自己的出發點不僅僅是長遠的理想，更是眼前“農村的‘貧’與‘陋’”，“目的原是在解決一個‘錢’的問題，一個‘人’的問題”，即改善農民的生活和素質問題。其具體辦法是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學習而增進科學技術知識，提高生產和減災能力，然后使鄉村起死回生。

 

　　在近代中國眾多的鄉村建設實驗區中，以盧作孚在重慶合川和北碚的鄉村建設最為成功。他從民國初年起就開始籌謀改變家鄉貧窮落后狀況，力圖提高人民生計。他通過對古今中外社會改良歷史的考察，于1917年確認以“推廣教育，以開民智；振興實業，以蘇民困”為路徑，“立志竭盡一己之力為社會人群服務”。后來又將振興實業作為先行重點，并從“中國數千年的成訓都是以輕徭減賦為善政”的理念出發，確定由小到大逐步發展的謀略部署。他在1925年發起成立自己的第一家企業——民生輪船公司時，所以取名“民生”，意在表明自己要“福利民生”的志向。后來以此為基礎開展鄉村建設運動，提倡各種事業，力圖“增進人民的幸?！?，幫助農民解決生活和生產上的各種困難。他還明確指出，改良政治和興辦教育的主要意義，“是在增進人們謀生的機會……覺得增加職業人數比增加識字人數更要緊”。要使這里的人民“皆有職業，皆受教育，皆能為公眾服務，皆無［不良］嗜好，皆無不良的習慣”；要使這里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皆清潔，皆美麗，皆有秩序，皆可住居、游覽”。他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自己企業的盈虧和發展，而是整個家鄉地區的進步和建設，所用心的不僅僅是自己企業的管理和經營，而是整個家鄉地區的規劃和開發。在實踐上盧作孚的鄉村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企業建設方面，他創立了以民生輪船公司為核心的民生企業集團，投資合辦90余家企業，遍及工商、礦產、交通、電訊、銀行、農牧等業，使大量的城鄉民眾得以就業，改善生活。在文化和社會建設方面，因地制宜創辦一系列的旅游、文教、衛生，乃至科學事業，逐漸將家鄉地區建成為一個初具現代化氣象的新式鄉村，成為當時全國鄉村建設的一個突出典范。到1934年時，有記者在實地考察后說：“現在，北碚一百二十里縱橫范圍之內，沒有一個乞丐，沒有一個游手好閑的人”，被譽為“四川張謇”；他自己提出的口號則是：“創造一個美滿的世界，人人都有事做，人人都有飯吃，人人都有衣穿，人人都有錢用，人人都有書讀，人人都快樂?！比婵箲鹨院?，北碚的建設繼續發展，甚或成為其他鄉建者學習的樣板。

 

　　上述這些志士仁人以為民謀利為宗旨的早期現代化建設的所思所行，只是一種個人的理想追求和局部實踐，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這種追求和實踐才有了事關全國人民的總體性謀劃和實踐。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給為民謀利的有志之士增添了新的思想來源，更被中國共產黨人奉為宗旨，開啟了為工人、農民及全國民眾謀福利的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首先幫助孫中山制定以“節制資本”和“耕者有其田”為核心的新三民主義，力圖“扶助農工”徹底改變貧困落后的狀況。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破壞國共合作之后，中國共產黨雖面臨重重艱難險阻，但仍堅持為民謀利之志，在城市通過組織工會等方式，發動工人為改善勞動和增加報酬而斗爭；在根據地推行“耕者有其田”方針，進行土地改革，采取互助組、合作社等方式，幫助農民獲得田地、增進生產、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使為民謀利這一中國現代化的最高目標初步實現。

 

　　上述中國早期現代化歷程中存在的三種現象，雖然也曾在有些后發現代化國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過，但沒有像近代中國這樣的明顯和持續，而且從思想源頭、實踐路徑和行為方式來看，都具有較強較多的中國元素。這三者，涉及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主體力量和最高目標，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三者，雖起始時間不同，但均貫穿于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全過程，其影響所及亦達于整個過程。這三者，幾乎涉及社會各界，其所產生的效果亦不可忽視。進而言之，這三者各有其內在特性，在動力系統方面，不僅僅有所謂被動性的外來傳動因素，更有主動性的自救、自強內生因素；在力量結構方面，并非民間或國家獨大的一元性，而是包括國家、地方、商人、民眾在內的多元性；在最高目標方面，不單單有資本性，更有社會性和人民性。這三者之所以可以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主要特點，不僅在于為中國所凸顯，更在于出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發現代化地位、民本和農本主義傳統國家的基本國情，其內在特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其內在的積極作用沒能充分發揮，主要阻礙或是政府處置不當，或是列強干擾不斷惡化，或是社會力量發動不足。盡管如此，其中的具有中國特性的積極因素及其不能很好發揮作用的緣由，值得我們今天深入分析總結，以利從中汲取可資借鑒之處。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