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國實現了“兩彈一星”、核潛艇等尖端技術突破，鞏固了國防安全，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打破了被封鎖、被孤立的局面。正如鄧小平在1988年時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div>
第二，中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78年，三大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別為27.7%、47.7%和24.6%，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1952—1978年，中國工業增長15.9倍，年均增長11.5%，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表、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電子器材的制造等部門從無到有，“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工業的發展，也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1952—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25萬馬力增至15975萬馬力；機械耕種面積由13.6萬公頃增至4067萬公頃；灌溉面積由1995.9萬公頃增至4496.5萬公頃，其中機電灌溉面積由31.7萬公頃增至2489.5萬公頃；化肥施用量由7.8萬噸增至884萬噸；農村小型水電站由98個增至82387個，發電能力由0.8萬千瓦增至228.4萬千瓦；農業用電量由0.5億度增至253.1億度。
第三，人力資本有了明顯提高。1978年，中國基本普及小學教育，人均預期壽命比1949年提高近一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騰飛積蓄了人口紅利。這些成就，使中國有能力以獨立自主的姿態融入世界，探索符合國情的現代化之路。
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我國選擇了蘇聯創造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在極度貧困條件下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和高積累政策保證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但同時也導致了經濟效益低、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甚至倒退。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開放，一開始是對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弊病的糾正。這種糾正是由于受到來自四個方面的壓力和誘導：一是開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壓力；二是人民生活貧困的壓力；三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自己的經驗教訓；四是整個世界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的趨勢。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和國際形勢的重新認識。
一是對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實質從根本上說是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可以比資本主義創造出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的破壞，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
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工作時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 1980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又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罩v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div>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阻礙改革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當然，這也得益于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反思這個大背景。
僅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識，對改革開放來說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國際形勢的問題。從列寧1917年創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起，戰爭的陰霾就籠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也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邊界戰爭，從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國長期處于戰爭的威脅下。實際上，從60年代以后，隨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同時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和反戰運動，以及歐洲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來越大，也使得武力對抗越來越為和平競爭所取代，加上中國國防能力的加強，7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戰爭爆發和針對中國的大規模武裝入侵的可能性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因此，充分利用和平環境，積極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來加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能否與時俱進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決斷，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世界主流的觀點。
正是根據上述兩個重要認識和判斷，認識到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認識到和平發展是世界主流，認識到與資本主義共存和共同發展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才使得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實現了經濟轉型與和平崛起。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或者說市場化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隨后發生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證明了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確存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怎樣繼續進行改革，怎樣發展非公經濟，怎樣繼續對外開放，都成為1989—1991年國民經濟治理整頓期間沒有真正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又集中在如何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而其中分歧最大并與實際關系密切的又是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這已經成為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瓶頸，不解決這個認識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可能停滯甚至倒退。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實際出發，回答和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將三個“是否有利于”作為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標準，既簡明扼要，又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實際。針對計劃與市場關系這個焦點問題，鄧小平再次重申了他關于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論斷。鄧小平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辦法?！编囆∑降囊陨险撌?，被隨后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接受。
四、 改革開放深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此后，中國開啟大刀闊斧的改革，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改革開放的探索中，中國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認識逐漸成熟。中國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這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態的、一成不變的模式，中國由此跳出了思想和理論教條，實事求是地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1992年以后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步伐，出現了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共同發展的壯麗景觀。到1997年，就消除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短缺”“賣方市場”和供給型約束。
1999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由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梯度發展、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轉入協調發展、開發西部的階段。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中國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提出了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和國外資源的“兩個利用”戰略。到2001年底，中國經過長達15年的艱苦談判，終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從而使得中國的發展獲得了更加廣闊的外部空間和更強的動力，這標志著中國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2009年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從2.77%提高到4.42%，并在2012年進一步提高到6.39%，僅次于美國和日本；2012年中國在聯合國正常預算中的會費比例提高到5.15%，比1999年的0.97%提高了4倍多。這些都顯示出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活躍在國際舞臺上。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各國中的排名，已經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占世界經濟的總量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2%左右。從1992年到2011年，盡管其間經歷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但是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卻從1655億美元增加到36421億美元。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更是達到30%以上。
20世紀90年代的深化改革，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基礎，也使中央政府有能力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刺激中國經濟挺過了亞洲金融危機后的蕭條，并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基礎產業瓶頸問題；加上城市化加速、居民消費需求升級，房地產和汽車成為支柱產業，以及加入WTO后世界市場的擴大，共同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度增強。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加速轉型階段，城鄉差距擴大，城鄉之間及其內部都存在矛盾與沖突，“三農”問題更加突出和嚴峻。黨的十六大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改革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彪S著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中國也進入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歷史階段。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在中央一系列“三農”政策下，“十一五”期間中國糧食生產連續5年增產，總產連續4年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這在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2002—2012年，還是我國城鎮化最快的時期，城鎮化率由2002年的39.1%提高到2012年的52.6%，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經濟發展始終是不變的主題。在抓住戰略機遇期以加快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我國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2002年我國GDP總量為10.2萬億元人民幣，到2012年則達到51.9萬億元，增長4倍多；同期財政收入則由18914億元增加到11.7萬億元，增長5倍多。這是新中國60多年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年，也創造了世界大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奇跡。但是，作為一個人口多、人均資源匱乏、環境壓力大、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經濟轉型（工業化）、體制轉型（市場化）、社會轉型（城市化）三重疊加的急劇變動，也使得一些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集中凸顯出來。
1992年以后，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資本參與分配的比重不斷提高并逐漸處于主導地位，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另外，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也越來越顯示出它在工薪收入中的決定性作用，高素質勞動力和管理層的供不應求,也導致了雇傭勞動者之間工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原來由國家統一制定和管理的各個行業的工資標準，也在深化國企改革中被打破，帶有壟斷性的行業工資與普通國營企事業單位的工資差距也在拉大。此外，1997年以后買方市場出現以后，農民的收入增速大大放緩，而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和“減員增效”改革，又使得部分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因此，1997年以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更為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88年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341，1990年為0.343，1995年為0.389，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7，2008年達到0.491，此后逐漸回落，到2012年為0.474。這也導致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始終難以真正形成，經濟增長還是不得不主要靠投資拉動，其中“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對外貿易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五、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進一步開拓
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的社會主義大國，一直實行著趕超型工業化戰略，因此經濟運行長期屬于“供給約束性”的發展。1997年首次出現“買方市場”后，雖然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內需，但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城市化基礎設施的要求，以及人民消費由“衣食”溫飽型向“住行”富裕型升級，導致21世紀第一個10年里，經濟增長仍然過度倚重投資和出口，消費比重長期偏低。這種外延型、粗放型增長方式不可持續，隨著工業化即將完成和資源、環境、勞動力的約束增強，中國經濟發展必須轉向依靠創新和提高效益為主的內涵型發展。這種轉型早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時就應該開始，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不期而至，出口驟降，而消費在短期內又難以提升，嚴峻的就業壓力迫使中國啟動了規模龐大的需求刺激政策，更加倚重投資來支撐經濟增長。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標示了我國經濟發展新的歷史開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呈現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就經濟發展來說，中國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即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種趨勢性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2012年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轉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再加上發達國家經濟進入深度調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資源、環境約束，以及內需不足和結構性短缺并存的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時準確地判斷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與做優增量并舉，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在上述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2015年10月召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習近平在會上指出：“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發展理念搞對了，目標任務就好定了，政策舉措也就跟著好定了?！薄斑@五大發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反映出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div>
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說，中國也越來越融入國際經濟，開始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特別是“一帶一路”愿景的提出和實踐。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治理變革進程最重要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在南北對話、南南合作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耙粠б宦贰笔侵袊谘杆購姶蟮木C合國力，為沖破國內資源、市場限制和舊國際經濟秩序約束而提出的重大戰略，旨在實現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合作共贏。該戰略的實施將把中國的優勢產能和豐富的外匯資源與沿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迫切需求對接起來，既緩解了國內資源短缺、產能過剩、出口下滑的壓力，使中國更好地利用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又惠及了“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耙粠б宦贰笔窃诓糠职l達國家采取逆全球化政策背景下，中國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規律并實現合作共贏的重大舉措。
新時代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在“共同富?！狈矫孢~了一大步，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增加，但是工薪收入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格局，黨的十八大在設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時，要求在收入分配方面“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深化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護勞動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2013年3月17日，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出：要“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脫貧攻堅戰全面打響。2016年11月，國務院發布實施《“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規劃提出要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為確保到2020年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中共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2021年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十四五”規劃的建議。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色，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既切合中國實際，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要求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為人類社會作出新的貢獻。2021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了吸收采納上述建議形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綱要》），《綱要》提出到2035年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21年7月，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边@一科學論斷，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人類文明發展聯系起來，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貢獻和深遠意義。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又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和特征做了全面闡釋，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要求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還重申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戰略安排：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形態演進理論，中國可以通過社會革命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是卻不能依靠社會革命跨過工業化、市場化這個生產力發展的重要階段。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濟社會發展始終面臨著兩個重大歷史命題：一是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二是在經濟落后的條件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大歷史命題背后的邏輯則是：按照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社會主義應該擁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力水平，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就是體現在應該比資本主義經濟更有效率。這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展現代化建設的邏輯起點，也是始終不渝追求的目標。中國之所以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與這個邏輯和目標分不開的。在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曲折探索、改革開放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終于在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終于明白了工業化和市場化對現代化來說，就像車子的兩輪一樣，缺一不可，并在此后的30年里建立并通過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消除整體性貧困，只是新時代邁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第一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實現“共同富?！钡默F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需要進一步推進新型工業化、完善市場化，把蛋糕做大，更難的是需要體制機制創新，充分發揮好市場初次分配、政府二次分配和社會三次分配的作用，把“蛋糕”分好，這是目前全世界都還沒有做到的事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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