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會議是中共在全國性抗戰開始之際召開的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決定”和“十大綱領”構成了中共抗戰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礎。能夠到會的中共黨政軍高層領導人悉數出席會議，意味著這次會議通過的上述文件，是在中共黨內高層經過討論形成高度共識的基礎上達成的，再歸結到中共遵循的以全黨服從中央為核心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強有力的組織系統，使中共高層的共識可以在短時間內傳達到各級組織，對推動中共全黨工作適應全國性抗戰時期的大變化，并在這個變化中以中共為中流砥柱，由統一戰線下的“共赴國難”而爭取抗戰勝利及中華民族復興，起著重要的作用。

 

 

 

　　洛川會議確定的中共抗戰路線，尤為強調在總動員下的政治改革和民眾參與，對戰爭勝負的認識超越單純的軍力之爭，具有持久戰下的總體戰眼光和見識，不僅為現代戰爭所必須，也是中共有信心與國民黨競爭抗戰領導權的主要方面。全國抗戰的開始，國共合作的實現，為中共提供了內戰時期所不具備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治活動舞臺，從而與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具有了合法化競爭的條件和可能，而這樣同場競技的競爭，無論是客觀上（外界的觀感與比較）還是主觀上（各自爭勝的追求），都是無法避免的。洛川會議恰恰體現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在經過十年內戰的殘酷考驗及正反面經驗教訓的總結之后，當面對突發事件引起的形勢變化之際，能夠審時度勢，衡情量己，以超前的眼光和全局性意識謀篇布局，提出新形勢下的新路線，帶領中共從反抗外敵入侵的全國性全面性全民族抗戰的新高度，投入這場戰爭，并力求引領形勢的發展，在持久戰的進程中，實現政治、社會、思想等方面的變革，從而使反抗外敵入侵的民族解放戰爭與實現革命建政理想之間建立起連環相套的緊密聯系。如毛澤東所言：在聯合抗日的情況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貫通起來。這樣長遠的考量，是其競爭對手國民黨所欠缺者，這又反映出中共領導集體決策的預見性和實踐力高度結合的特質。當然，由洛川會議確定的中共在全國性抗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轉變還只是開始，其成效有待抗戰中的實踐來檢驗，其內容也還有待根據實踐檢驗之后的不斷調適。

 

 

 

　　洛川會議之后，直到12月政治局會議之前，中共未再召開政治局會議，當時中央的決策，都是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政治局委托授權下做出的。在這期間，從9月3日到11月8日，由張聞天主持召開了9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出席了這些會議，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出席了其中的4次會議。這些會議討論的多為有關中共黨政軍和邊區工作的一些具體問題，如抗大工作總結、宣傳教育工作、邊區與政府工作、保衛工作、隴東特委工作、陜北五縣警備區工作、西路軍失敗的歷史教訓、特區選舉與財政問題等，只有9月25日的會議討論了事關抗戰全局工作的共產黨參政問題，并做出了相關決定。

 

 

 

 

 

 

　　洛川會議前后，中共著力推動全國性抗戰的實現，而其間之關鍵紐帶，是實現國共合作，惟有如此，方可使全國一致的抗戰得以實現，使中共公開走向抗戰的前臺，使中共黨政軍合法化，在抗戰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發揮更大的作用。

 

 

 

　　西安事變以后，國共二次合作大勢已成，惟具體問題仍待解決，所牽涉者主要有三：紅軍改編、陜甘寧邊區組成、中共的合法化及國共合作宣言的發表。其中癥結則在國民黨始終不愿承認與中共的平等關系，總在糾結于如何消融中共的獨立性，并使其接受國民黨的領導。至“七七”前國共雙方已進行了多次談判，但仍未達成一致意見，而以毛澤東的判斷，對于國共合作，國民黨的內在驅動力遠不及其所受的外在壓迫力，但只要日本無休止地侵略壓迫中國，國民黨將“不能不開始轉變”，“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這樣的判斷之下，中共不會因為一時之利而放棄根本原則，即保持合作中的獨立自主。

 

 

 

　　所謂形勢比人強，“七七”之后，日本不斷擴大的侵略已將國民黨和蔣介石一步步逼到墻角。蔣介石在認為形勢還有轉圜可能時，仍不愿輕易對中共讓步，表現在他7月17日發表“廬山談話”當天與周恩來等見面時，仍不同意在紅軍改編問題上妥協，也不同意中共代表在廬山談話會上公開露面。而當事態發展已到退無可退之處，“非抗戰無以圖存”之時，他又不能不向中共妥協，表現在平津失守后國民黨決定召開國防聯席會議，決策抗戰大計，蔣介石主動發急電邀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參會。其間中共之應對，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準確的形勢把握能力和進退有余之決策。當蔣介石不愿讓步時，毛澤東就判斷“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可能”，與張聞天發電指示周恩來等，對蔣采取“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即凡事須立于主動位置，且緩急有道，張弛有度，“否則我急他不急，不但無益于事，且被其輕視”；故“此時宜緩不宜急，緩則有效，急則無功”。而當蔣介石有意緩和時，毛澤東則接過蔣之表態而促其解決問題。8月1日，毛澤東在收到蔣邀請參會急電的當天，即與張聞天電告周恩來等，“不是我們要求，而是他邀請，當然應出席”。淞滬抗戰打響后，紅軍改編這個國共談判中最為艱難的問題終得解決。8月22日和2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分別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關于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組成，在7月中旬與蔣介石廬山會見后，周恩來曾向蔣提交中共意見，提議在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中擇一為陜甘寧邊區政府長官，林伯渠任副長官，但未得蔣之回應。其后國民黨提出由丁惟汾任邊區長官，張聞天、毛澤東為此多次致電在南京談判的博古等，提出“不要國民黨任何人（不待說不要丁惟汾）為合宜。依大勢看再過幾個月此層可以辦到”；“不要承認并不承認任何國民黨人”。中共的堅持在全國抗戰大環境下終為國民黨默認。10月1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委派丁惟汾為陜甘寧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為副行政長官，在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伯渠代理行政長官，從而實際認可了中共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

 

 

 

　　關于中共的合法化及發表兩黨合作宣言，早在7月中旬，周恩來已將其代表中共起草的兩黨合作宣言文本交給國民黨方面，不過蔣介石不同意中共提交的宣言內容與文字，尤其不同意兩黨“合作”的表述。8月14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指示宣言可以修改，但不忙于要求發表，“欲速不達，緩則有濟”。隨著抗戰戰事日趨緊張激烈，尤其是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公開后，國民黨再想使八路軍的領導者中共隱身于后已不可能，國共合作的公開化也難以再拖，蔣介石最終同意發表兩黨合作宣言。

 

 

 

　　9月22日，中央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缎浴仿暶鳎骸爱敶藝y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23日，蔣介石對外發表談話，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共評價，蔣的談話“指出了團結救國的深切意義，確定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發出了‘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的諾言”；但“表現著自大主義精神，缺乏自我批評，未免遺憾”。

 

 

 

　　《宣言》的發表，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成立的標志。這是國共兩黨歷經十年分裂，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御侮和民族復興大義，放下曾經的敵意和爭斗，再度攜手合作。其最重要的推動力，是日本全面侵略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機。國民黨中人亦認為，“此事久待完全解決，而竟懸置多月，促成解決者自為日人之侵略”。面對這樣的外部環境，中共對形勢的判斷和策略把握在預見的基礎上轉化為實踐的過程，不僅守住了底線，且得到在底線以上之結果。國民黨則因缺乏預見與通盤考慮，只是走一步算一步，表現出預見不及而致進退失據，當外部環境變化之后，無法達致原先之目標，只能匆匆收場，再作打算。

 

 

 

　　《宣言》的發表與合作的實現是中共大力推動的結果。9月25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在前方的中共領導人，指出“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國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中華民族之復興，日本帝國主義之打倒，將于今后的兩黨團結與全國團結得到基礎”。相比之下，國民黨的態度比較冷淡，蔣介石的談話閉口不提國共兩黨合作，強調的是國民黨“開誠接納”“本黨領導”“統一指揮”等，實際是要中共放棄獨立而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乃至最終消融于無形。共產黨的合法化、國共兩黨的再度合作，是全國抗戰大潮來臨時的明線，而兩黨對于合作的不同解釋，對合作及未來中國發展的不同認識，則是兩黨合作成立時的暗線，明暗兩條線勾連交織，起伏發展，貫穿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期間既合作又斗爭的矛盾關系的全過程。

 

 

 

　　也正因為如此，中共在洛川會議通過了抗戰綱領，實現了國共合作之后，在其貫徹執行的過程中，毛澤東最關心的事，就是如何堅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包括政治的與軍事的），這也反映了他的決策思考與領導方式，即當預見成為現實之后，在實踐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意不讓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國共合作成立前，中共需要注意黨內反對合作的“左”的傾向，而在國共合作成立后，中共則需要注意黨內過度妥協與無原則合作的“右”的傾向。

 

 

 

　　對于這個問題，中共領導人當時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在洛川會議前召開的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張聞天即提出，“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對滿足、遷就的投降傾向”。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張聞天的看法，提出中共在統一戰線中應“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洛川會議之后，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在洛川召開討論統一戰線問題的座談會，張聞天提出，“目前投降主義的危險在增長。統一戰線愈發展，右傾危險性愈要增長，這是因為統一戰線本身就包含右傾危險”，所以應“嚴重提出反投降主義這一問題”。毛澤東則提出：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國民黨有計劃地從各方面影響和吸引共產黨及紅軍，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統一戰線建立后，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要注意在黨內加強教育。朱德說，由蘇區到白區去工作，自己要有階級覺悟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否則糊里糊涂就會被國民黨吸引過去。9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報告中提出“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問題，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即將成為全黨的主要危險”。9月16日，張聞天在討論邊區與政府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總結時說，要反對過分遷就國民黨的辦法，黨內目前主要危險是對國民黨的右傾觀念，不認識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

 

 

 

　　在這樣的認識下，洛川會議之后，中共中央或張聞天和毛澤東以中央領導人名義發出的指示電，都將堅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放在突出位置。9月25日，中共中央就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發出指示，提出“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時”，“中共才能去參加”；要求“在原有紅軍中蘇區中及一切游擊區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對南方游擊區在與國民黨談判中出現的同意國民黨派人參加改編等情況，張聞天和毛澤東致電各地領導人，指出“統一戰線中，地方黨容易陷入右傾機會主義，這已成黨主要危險，請嚴密注意”。10月13日，張聞天和毛澤東電示中共在國統區工作的負責人，提出“只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做斗爭”的傾向在增長，而“民族統一戰線不但不取消對于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斗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前進”。毛澤東和張聞天還批評了隴東地區和西安工作中對國民黨的遷就傾向。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強調指出，“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

 

 

 

　　毛澤東如此注重和強調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并非一時做法，而是一貫主張，其中既有歷史經驗總結，也有現實形勢考量，是他從當時實際和中共革命的定位以及國共分合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認識。就歷史而言，北伐時期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以破裂而告終并使中共遭受慘重損失，在毛澤東看來，就是因為中共缺乏獨立自主而又搖擺不定所造成；就現實而言，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的過程已經說明，對國民黨而言，其外因推動遠大于內在需要，而當外因變化（如日本在戰爭中勝利或失?。r國民黨又將如何，這是中共不能不警惕的。更有進者，毛澤東對抗戰的觀察與思考，不僅僅局限于抗戰本身，還結合到中共的遠大革命理想、總體革命戰略及革命發展階段，是民族戰爭論和階級戰爭論的有機結合。在毛澤東的革命階段論中，抗戰也是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是走向革命最終勝利的“必要的階段”和“必經的橋梁”；在這個階段中，必然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共產黨不能放棄這樣的斗爭；“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在毛澤東看來，全國性抗戰的開始，已經造成了中共“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這樣一個過程，所以堅持獨立自主是中共走向全國的必要條件，“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右傾投降，并不意味著向“左”靠攏。他對剛剛過去、影響猶在的“左”傾路線的危害有深刻記憶，因此他同時也提出，“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對同盟者“提出適當的要求與口號，不要太高太左”；“應在發展抗日運動與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下解決與和緩內部矛盾與摩擦”。如何進行這樣既反右又反“左”的斗爭，既在理論，更在實踐，恰恰是毛澤東強調的“矛盾論”與“實踐論”的有機統一，而毛澤東在全國性抗戰之初有關堅持中共獨立自主的理論與實踐，相當成功地實踐了他的理論。

 

 

 

 

 

 

　　“七七”之后中共為迎接和推動全國性抗戰到來而實現的路線、方針、政策轉變，通過洛川會議凝聚的共識，在實踐中得以遵循，但是，這不代表中共黨內對所有問題的看法都完全一致。這些不一致的看法，主要表現在八路軍出征前線后應實行什么樣的作戰方針上。

 

 

 

　　還在國共合作成立、紅軍實行改編之前，毛澤東就對紅軍改編后的作戰方針提出自己的意見并與紅軍將領有所討論。8月1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等，提出紅軍未來參戰的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月4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延安鳳凰山毛澤東的住處，討論了中共代表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時代表中共將要提出的意見，隨后電告朱德、周恩來等，提出總的戰略方針是：暫時攻勢防御；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予獨立自主的指揮權；擔任游擊戰之部隊，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為適應游擊戰性質，原則上應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同一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博古、任弼時等在云陽紅軍前方總部討論參戰問題，并向中央報告，提出紅軍“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特長”。次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復電指示：“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的任務?！覀兪聦嵣现灰俗鱾让鎽?，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于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泵珴蓶|并要紅軍將領向國民黨方面解釋，紅軍“只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于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于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以致失去其長處”。8月18日，中央書記處指示正與國民黨交涉的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告“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之特長”，并要求他們據此與國民黨談判，“務求實現”。此時紅軍改編尚未完成，國共合作也待成立，毛澤東更在意保持中共軍隊的獨立性，他的指示更多有這方面的考慮。

 

 

 

　　洛川會議期間，中共領導人與紅軍將領濟濟一堂，此時紅軍改編即將完成，出征在即，在前線作戰中采取什么樣的作戰方針已是迫切問題，有待深入討論。毛澤東提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討論中，部分領導人和紅軍將領贊同游擊戰的方針。張聞天提出，“抗日是持久戰”，“作戰方面主要是游擊戰爭”。聶榮臻、徐向前同意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聶榮臻說：“同日本作戰，應時時顧到我們不要吃虧，因此戰略上采取山地游擊戰，基本上要有獨立自主，否則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可能發生問題?！标P向應與賀龍聯名發言，擁護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張浩提出，“我們應分為四個梯隊，在側翼多開展游擊運動”；“不一定求開始的硬打求勝，而在最后的勝利”。部分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并不反對游擊戰方針，但也提出了開展一定的運動戰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周恩來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可在敵人后方布置游擊戰爭，“必要時集中力量消滅敵人”。朱德提出，紅軍的使用“應是積極的，向前的，發展的”；“只有積極的活動，才能發展抗戰”；“持久戰不能單憑消耗，主要的是發動群眾，軍事上是發動廣大游擊戰爭”；日軍武器比較好，但戰斗經驗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且紅軍可以充分利用群眾條件和地利，這將使日軍作戰失去一些效用。彭德懷“基本上同意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在戰術上要很謹慎，在勝利把握較多的時候，集中優勢于敵人的力量來襲擊敵人，用廣泛的開展武裝農民來掩護游擊戰爭”；這樣，“一般說，運動戰的可能減少了一些，但發動群眾，麻痹敵人，調動敵人是可能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是密不可分的”。任弼時提出，“不失時機的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力量消滅敵人”，“所以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

 

 

 

　　參加洛川會議的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對抗戰的持久戰特性及紅軍在戰爭中發揮積極作用，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對紅軍的作戰方針有不同意見，即是以山地游擊戰為中心，還是以運動游擊戰為中心。前者體現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揚長避短、著重未來發展、更在意持久戰的長期性為思考中心，后者則期以打勝仗發抗戰先聲、展示中共軍隊的抗日勇氣和精神、以鼓舞全國軍民士氣為考量重點。彭德懷認為，“紅軍出去，基本的是打勝仗，樹立聲威，開展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黨與紅軍的地位，也可使資產階級增加抗戰的決心”。參加會議的肖勁光后來回憶時也認為，“有一部分同志主張以運動戰為主，部隊開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幾個大仗，擴大我軍的影響，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這些想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M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展壯大”。據聶榮臻回憶，這個問題在會議中“討論時間比較長，議論比較多”，“曾經出現過不同的意見”，但“由于時間緊迫，來不及充分討論”，未形成一致的結論。

 

 

 

　　洛川會議召開時，紅軍正在改編待命出征中，還未在戰場上與日軍實際交手，對于如何打這場戰爭有不同看法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所以雖然在洛川會議中對戰爭如何打法有些不同意見，但也都沒有完全堅持己見。據聶榮臻回憶，“討論來，討論去，最后還是統一到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作戰方針上來了。不過，毛澤東同志也考慮到討論中的不同意見，把關于作戰方針的提法作了一些變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學了。這就是：基本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當然只提山地游擊戰，似乎也窄了一點。所以，我們出師華北之后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毛澤東和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都是從紅軍和蘇區創立時便共同奮斗的戰友，彼此都很了解，在奮斗目標一致的前提下，毛澤東主張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由實踐檢驗作戰方針的成效，何況軍事作戰的決策條件瞬息萬變，講究的是機動靈活，很難僵硬機械地行事，所以，毛澤東對紅軍出征后的行動賦予了前線指揮員以一定的機動處置權和指揮靈活度。

 

 

 

　　當然，毛澤東對形勢的觀察有他的思考和預見，也有他的處事原則。當八路軍出征前線后，在展開部署的過程中，毛澤東給前方領導人的指示仍然強調山地游擊戰的作戰方針，其中以幾次電報指示為代表。9月1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及八路軍三個師的領導人，提出“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9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認為“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于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的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9月25日，就在平型關戰役打響的當天，毛澤東在給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的指示電中明確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于游擊戰爭”；“要告訴全黨（要發動黨內黨外），今后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

 

 

 

　　不過，前方領導人對集中兵力打幾仗仍有比較高的期待和信心，因此更關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的可能。當時正在太原對閻錫山做統戰工作并協調國共兩軍作戰的周恩來和彭德懷，9月14日致電毛澤東和朱德，提出“作戰方針為游擊運動戰，避免固守，在有利條件下，應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9月21日，八路軍總部領導人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致電各師并告毛澤東，“應以機動靈活的襲擊，求得消滅敵人小部，興奮友軍，轉變其呆板死守戰術，造成持久勝利的發展”；并“在可能條件下”，“發動群眾的游擊戰爭”。他們的主張，重在通過勝利，堅定友軍的抗戰信心，呼應民眾和社會對勝利的渴望，而且此時八路軍剛剛到達前線，實力完整，有高昂的決心與戰斗力，以正規軍去打游擊戰，超越了他們對過往與國民黨斗爭時期紅軍打的那些成功的運動戰的經驗認識，需要一些時間去調適，這都是他們主張集中一定兵力先打一二仗的原因。此外，當時山西是華北抗戰的前線與中心，主政山西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負責指揮作戰的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對與日軍作戰態度較為積極，與進入山西的中共黨組織和八路軍的關系也相當不錯。周恩來于9月13日電告毛澤東和張聞天，閻錫山“對紅軍愿受其節制極高興，并聲明紅軍作戰有特點……同意我們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也是前方領導人對于加入作戰、配合作戰態度積極的原因之一。

 

 

 

　　在八路軍的作戰方針上，前方領導人與毛澤東之間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共同點是，雙方都不主張打陣地戰，進行被動防御；不同點是，前方領導人主張集中兵力打幾仗，以勝利彰顯八路軍的作用，提升前線各方的作戰信心，毛澤東則從戰爭的總體觀出發，考慮到戰爭的長期性、殘酷性，不主張在初戰時過多消耗有生力量，提防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實際上，前方八路軍領導人并不一般性地反對游擊戰，即便從“運動游擊戰”的表述本身，即說明其中或為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結合，或在運動戰中包含一定的游擊性。9月25日，八路軍總部發出訓令，要求各部“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游擊隊，發展游擊戰爭，使敵陷入我群眾和游擊戰爭的圍困中”。26日中央軍委致電八路軍各師，指出25日訓令“是完全正確的，各級領導同志應提起百倍的努力，堅決為這一訓令的一切方針而斗爭”?？梢娗胺筋I導人并未忽略游擊戰的作用。而作為蘇區時代（“左”傾路線前）和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的指揮者，毛澤東本人就是運動戰的積極提倡者和有力實踐者。在總結十年內戰期間紅軍作戰經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寫道，“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在戰爭中爭取主動地位，“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并用了一節篇幅，專門論述運動戰的有關問題。

 

 

 

　　現有研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各有側重，但集中在前后方之間打運動戰還是游擊戰的討論。其實細究起來，前方領導人和毛澤東有關運動戰或游擊戰的不同看法，多半不在“運動”或“游擊”，而在是否集中兵力與配合作戰。在毛澤東看來，八路軍當時不宜集中兵力打大仗，而前方想打的運動戰，需要集中相當兵力，這使毛澤東有些擔憂。在毛澤東看來，對日抗戰與國內戰爭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反對照搬過去紅軍打運動戰獲勝的經驗，因為與日軍相比，八路軍“技術與裝備十分貧弱”，在這種情況下“同強敵作戰，是難以收效的”；而且可能使八路軍過早暴露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因此，毛澤東主張從實際出發，認為“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再有，以中共對國共合作下兩黨分工的主張，國民黨主要負責正面戰場，共產黨主要擔任敵后戰場，所以毛澤東強調，“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因此，他這時更在意“分散以發動群眾”的游擊戰，而非“集中以消滅敵人”的運動戰；堅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何況，毛澤東不僅是軍事家，單單從軍事角度看問題，他更是政治家，善于從政治高度看問題。從過去的歷史經驗和當時的現實實際考慮，他認為需要警惕國民黨“含有惡意，即企圖迫使紅軍打硬仗”，以消耗紅軍（八路軍）實力的可能。從紅軍改編時堅持中共的獨立領導，到八路軍出征的部隊與路線規劃，再到出征后的作戰指導，毛澤東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強調一切行動須操之在我，不能聽任國民黨的擺布。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澤東不主張過分集中兵力，過分配合作戰，而強調以我為主，“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耙腊降亍眲t可進可退，可攻可守，體現了毛澤東強調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主張；“不打硬仗”則可避免八路軍以相對弱小的實力與日軍相對強悍的實力硬拼，從而付出無謂的犧牲；不集中兵力，不過早暴露實力，便于以藏拙的態勢養精蓄銳，出對手之不意。從軍事戰略考量，這是走先手，保持自身主動性；從軍事戰術考量，這是走后手，不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輕易示強，暴露自身的弱點。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是個矛盾關系，如何運用得當，端看主事者的把握與掌控，而毛澤東恰恰于此顯示出他的過人之處。

 

 

 

　　盡管在八路軍作戰方針問題上，毛澤東與前方領導人頻密電報往返討論，但最終的結論仍然需要實踐的檢驗。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作戰獲勝，不僅取得八路軍首戰的勝利，也是全國抗戰開始以后華北乃至全國戰場的第一個較大規模的勝仗，說明日軍也有弱點，并非不可戰勝，對八路軍、對華北和全國的抗日軍民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勵，而八路軍在作戰中表現的高昂士氣和戰力，令其對手日軍也不能不予重視。

 

 

 

　　平型關戰斗的勝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運動游擊戰的可行性，但其有種種主客觀條件的作用，且八路軍在殲敵的同時亦有不少傷亡，并不意味著是可以連續進行的作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平型關戰后，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和副師長聶榮臻在向八路軍總部和毛澤東報告戰斗經過時，說明“因集中了兵力……采用了襲擊，而未取正規戰，故取得了平型關戰斗的勝利”。他們將此戰之勝歸于集中兵力后的“襲擊”而非“正規戰”，說明這是出敵不意而取得的戰果，而當敵方有備后，未必能繼續沿用這樣的戰法。林彪在此戰之后總結道：“敵人確是有戰斗力的，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到過這樣強的敵人?！麄兊牟奖灿袘鸲妨?，能各自為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瓟橙松鋼舻臏蚀_，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彼运慕Y論是：“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方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敝斓?、彭德懷在平型關戰后的28日致電毛澤東和張聞天，提出“在今天局勢下紅軍與敵決戰沒有好處，但在有勝利把握下，部分襲擊敵人，擴大聲威，提高友軍士氣是必要的”。他們此時強調的也是“襲擊”而非集中部隊的作戰，畢竟八路軍的實力有限，與日軍硬碰硬的打法非持久戰的取勝之道。

 

 

 

　　毫無疑問，毛澤東注重戰略思考與原則堅持，但是，他也強調戰術運用與實踐把握的靈活性，不糾結于一些具體的得失。從大局觀出發，毛澤東也注意到，八路軍在山西進行一定程度的集中作戰可能帶來的正面的、積極的政治影響，及其對未來立足山西，將山西作為八路軍和中共發展的戰略支點的有利方面；對前方領導人的意見，他也給予必要的尊重；何況進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也在洛川會議期間得到多數人的認可。因此，平型關戰前，毛澤東也曾指示前方，“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平型關戰后，以忻口會戰為中心的山西抗戰漸趨激烈之際，毛澤東還曾指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前方領導人，提出“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的是因為有紅軍，其次則是閻錫山與我們結合起來”。因此，“為了給晉軍以更好的影響，如果在確實有利的條件下”，可以配合、參加閻部作戰；在“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戰”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而當閻錫山決定將一部軍隊（10個團）交朱德等指揮，與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共同擔任忻口會戰的右翼作戰重任，衛立煌“戰斗情緒頗高，在戰略戰術及政治上均同意我們主張”，負責井陘、娘子關方向作戰的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對周恩來表示要八路軍獨立干之時，為了堅定他們的抗戰決心，體現國共合作及八路軍的作用，毛澤東又指示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提出“紅軍與衛立煌軍在質量上可為晉北戰役之領導者”，“紅軍林、賀兩師主力，擔任從東西兩方破壞敵之側后縱深地區”，并要求一一五師“準備付出相當之代價，即應準備減員二千至二千五百”，“但在支持山西作戰，即用以支持華北作戰較為長久之戰略目的上，卻有很大意義”。當然，這些指示仍然體現了毛澤東的思考重在戰略層面，其中關鍵不在“相當之代價”，而在“有很大意義”。這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對全局的把握所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忻口戰役期間的配合作戰中，八路軍總部雖然提出“積極準備在此決戰中取得決定的勝利”，“以協同友軍展開戰局，保衛山西之任務”，但其做法卻不是集中兵力打大仗，而是“分派許多游擊支隊，在敵主要后方聯絡線上到處襲擊，斷絕敵之交通”，更多是以襲擾的方式出擊。10月12日，朱德等致電中央軍委及周恩來和各師，提出“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廣泛的開展游擊戰爭”，隨后又在下發給各部的戰斗指令中，不斷提醒他們嚴防輕敵、避免打硬仗。隨著日軍的推進，正面戰場的抵抗漸有不支。10月31日，朱德與任弼時會見從娘子關方向撤退下來的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孫連仲、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等人，他們都表示對于日軍的進攻，只能節節抵抗，顯有消沉之態，但他們都希望八路軍攻其側后，消滅其一部。11月3日忻口失守，4日朱德等八路軍總部領導人致電各師，提出支撐山西抗戰局面，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并造成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組織游擊隊，擴大本身，要求各部隊以襲擊、夜襲、伏襲、破壞公路、打敵車馬運輸隊、尾敵追襲為主開展作戰行動。

 

 

 

　　11月8日，太原失守的當天，毛澤東即致電周恩來、朱德等前方領導人，指出“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指示八路軍3個師以呂梁山脈、晉東南、晉西北為中心，“準備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9日，4天前撤離太原到達汾陽的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朱德等，報告太原前線部隊潰退，各部陣形必有極大混亂，建議發展游擊戰爭，并擴大紅軍，已告劉少奇等趕緊布置。11日，朱德主持中革軍委前方委員會會議，部署各部開展游擊戰爭及創建根據地等工作。14日，朱德等八路軍總部領導人致電張聞天、毛澤東等，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開始游擊戰爭的新階段，布置“在山西及華北堅持和開展游擊戰爭”，建議努力擴大紅軍，以大的力量，留得力干部，堅持和開展游擊戰爭。15日，劉少奇為北方局起草決定，提出“華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爭方式，已經不是正規戰爭，而是游擊戰爭。所以組織、發展與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已成我華北全黨及人民的中心任務”。經過戰爭實踐的檢驗，毛澤東提出的以山地游擊戰為中心的八路軍作戰方針，逐漸得到中共在華北各方面領導人的認可和支持。

 

 

 

　　毛澤東在八路軍出征前就提出了山地游擊戰的作戰方針，這個方針在沒有經過實踐驗證前，出于他的預見及其對八路軍將要面對的戰場內外環境的把握，可以認為是先見之明。先見之明出自預見和思考，但一定要經過實踐的驗證才可知其是否符合實際，這也是個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如毛澤東所言，“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先見之明未必能夠被驗證為正確，而當毛澤東從紅軍創立、蘇區建立、反“圍剿”戰爭、長征，直到全國性抗戰開始，一再以其極富預見性的先見之明而被驗證為正確之后，他在中共黨內、軍內的領導和領袖權威便得到了他的同事和下屬的由衷認可與折服，從而使中共在面對全國抗戰來臨之際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的轉變時，能夠由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做出有力、有效、有為的決策，使中共在這場戰爭中首先在戰略上占了先機。

 

 

 

 

 

 

　　1937年7月7日，當盧溝橋的槍聲打響時，起初仍貌似為地方性事件，而后續則因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迅即發展為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從中國方面說，則成為全國性抗戰的起點。全國性抗戰意味著從軍事到政治，從經濟到外交，再到文教和社會各方面的大變動，過往致力階級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需要具有在新形勢下的新思考、新路線、新方針及其工作新方式和新方法，才能應對這樣的大變局。

 

 

 

　　萬事開頭難。當全國性抗戰開始之際，中共的因應決策面臨著紛紜復雜的主客觀環境下的“開頭難”。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也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復雜性。8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開會討論中國形勢，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說：“曾作為中國紅軍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重要轉折。你們找不到共產國際的任何一個支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面臨如此復雜的局面”；“還是這些干部，不是別的政黨，不是新換的人，還是這些黨員，這些群眾，卻要去執行另外一種政策”；“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同志和中國黨就會遇到很大的艱難險阻”。為此，共產國際在10月10日通過決議，提出“中國人民的斗爭進入了新的時期。這一新的變化了的形勢要求把中國共產黨變成一個強大的全中國的政治因素……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工作、領導和組織的方式方法”。

 

 

 

　　但是，以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之間的信息傳遞與溝通渠道，共產國際的指示并未能及時傳達到延安，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轉變基本是獨立完成的，而獨立性恰恰是中共這樣一個大黨，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領導中國革命所必須，也是毛澤東著力強調的。毛澤東在一年多以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總結道：“我們卻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這是由于廣大的干部適時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確指導和靈活地觀察情況而獲得的，雖然曾經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干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這一轉變關系于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于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泵珴蓶|這里說的是對八路軍的作戰方針從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向建立根據地為中心的游擊戰轉變的評價，而這個評價事實上也適用于對中共當時整個工作的評價。在5個月的時間里，中共初步確定了抗戰基本路線方針，推動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并在出征前線后完成初步的戰略展開，進行積極的作戰行動，中共開始走向全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在歷史大轉變時刻的考驗中，中共交出了一份相當出色的答卷。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雖然毛澤東用“相當順利”形容中共在全國抗戰開始后的路線轉變及其成效，但其過程之“艱辛”，仍然是親歷者深深感知的。從“七七”抗戰爆發，經洛川會議，再到12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其間不過5個月的時間。正是在這段時間內，中共以其堅定的抗戰決心和意志及其在前方和后方的實際表現，贏得了全國民眾乃至國民黨內部分人士的贊譽，因為中共深知，只有全力投入抗戰，才能為自己贏得廣大的發展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中共領導層內部對于如何進行全國性抗戰的方略，也未必完全一致，也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對于抗戰軍事戰略戰術中分散出擊的游擊戰和集中兵力的運動戰的關系等問題，有較多的討論、爭論乃至分歧。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與過去國共斗爭完全不同的反抗強敵入侵的對外戰爭，需要有大格局，才能應對這樣的大變化，而且這場戰爭的爆發多少也有些突發性，更為有關政治軍事戰略策略的調整和改變帶來一些困難，與此相適應的路線、方針、政策等轉變，也需要有個觀察、提出、實踐、調適、再實踐而不斷深化發展的過程。

 

 

 

　　但是，經歷了過往奮斗中冒進與保守、“左”與右之爭帶來的多次挫折和反復，中共的長處恰恰在于，講求理論指導，而又著重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尤其注重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捌咂摺敝笾泄矊π蝿葑兓囊驊?，中共全黨從與國民黨斗爭時期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圍剿”為中心的階級斗爭路線，轉入抗戰時期以抵抗日本入侵為中心的、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和以游擊戰為中心的軍事路線，基本是迅捷而平穩的。尤其難得的是，在戰爭初期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形勢中，中共能夠審時度勢，順時應勢，既堅持了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的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又堅持了政治和軍事上的獨立自主，中共黨內曾經有過的認識不一，尤其是在軍事戰略戰術方面的一些不同意見，也隨著實踐檢驗而趨消融，以此奠定了中共在全國性抗戰中大發展的堅實基礎。

 

 

 

　　中共之所以做到了這些，與當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領導集體（政治局成員）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分工負責，各自盡力，團結統一，保證了中共決策的順利實施和工作重點轉移的順利進行。毫無疑問，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毛澤東對整個抗戰以及中共在這場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與擘畫，結合戰爭開始后的實際，著眼其持久戰特性，提出游擊戰戰略，堅持統一戰線中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特別強調獨立自主，并且具有長遠觀照，在在極具洞見。他在提出這些看法的當時，未必都能得到一致的理解和認同，而當過后實踐的檢驗和形勢的發展驗證了毛澤東早先提出的看法確實是正確的，便顯出毛澤東在中共領導集體內的領袖群倫、高瞻遠矚和未雨綢繆。毛澤東的長處還在于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當他的意見還沒被黨內同志完全接受時，他在堅持自己意見的同時，也有充分的耐心去等待及用實踐的驗證去說服別人接受。毛澤東之所以能在人才濟濟的中共領導集體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共黨內眾所公認的領袖，與他極具眼光的超前預見、堅守定力的戰略把握、揮灑自如的運思實踐、協調各方的統合能力是分不開的。再有，作為當時在中共黨內負總責的領導人，“張聞天與毛澤東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團結合作”。在事關抗戰決策的重大問題上，尤其是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軍事上的游擊戰，張聞天都和毛澤東的意見一致，都給予毛澤東有力的支持。這也是中共在全國性抗戰之初能夠順利完成路線方針轉變與工作重心轉移的重要因素。

 

 

 

　　然而，事因經過始知難。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并在12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對國民黨有所遷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新認識與新主張。王明的看法，貌似負有共產國際的背書和加持，使得國共關系中的獨立自主和統一戰線中的既聯合又斗爭，受到王明看法的影響而有了爭論，連帶著八路軍實行以山地游擊戰為中心的作戰方針又起波瀾。此時南京失守，國民政府遷都，全國抗戰走到又一緊要關頭。歷史可能就是這樣，從來沒有筆直的坦蕩大道可走。中共對于抗戰的因應，中共領導集體的所思所為，在新形勢和新情況中，又要經受新的考驗，在矛盾斗爭的不平衡中進行新的調適，最終達至問題的解決和新的平衡。從1937年“七七”抗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是中國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與此同時，也是中共抗戰路線方針政策從洛川會議初定到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底定的連貫過程，而1937年的7月至12月，可視為這個過程的上半篇，這其后的下半篇，中共領導集體的應對與決策，仍然精彩紛呈，極具研究價值，有待更為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