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志海

出版時間：2022-7

出版機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在1894年至1911年的17年里，美國與晚清中國的官方關系顯然有了重大轉變和發展，有著豐富內容。在考察這一時期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之后，我們大體可以得出以下這樣一些結論。

　　其一，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19世紀末，隨著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對華政策上開始一改以往追隨歐洲列強的傳統，尋求在中國問題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美國政府為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加強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拒絕與歐洲國家合作，轉而與日本站在一起，慫恿和鼓勵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并幫助日本攫取對華侵略成果，試圖借日本之手削弱英國、俄國等歐洲國家在中國的影響力。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中國的虛弱暴露無遺，面對列強在華掀起瓜分勢力范圍狂潮和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爆發的中外戰爭，美國政府不但極力避免加入列強瓜分中國行列，并兩次向列強發布“門戶開放”宣言，這不但標志著美國開始奉行獨立的對華政策，而且也是美國在國際上謀求列強對華政策主導權的起點。自茲之后，門戶開放便成為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其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從商業利益出發，但實則包含兩方面內容。在商業經濟層面，在承認各國在華勢力范圍的前提下，維護平等自由貿易，在各國勢力范圍和租借地內實行同等的關稅、入港費和鐵路運費，也即保持各國勢力范圍和租借地向美國開放。在政治層面，加強清朝政府的統治，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兩個方面是彼此相關的，不能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也就不可能保持經濟的門戶開放。誠如美國門戶開放政策起草人柔克義所說，門戶開放政策不可能是純粹商業性的，它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沒有政治的保障和護航，經濟的門戶開放也是不可能實現或貫徹的。

　　其三，美國政府對清末中國內政的態度和反應，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了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正是從門戶開放原則出發，美國政府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之后始終將扶植清廷內的親外改革派勢力和打擊清朝統治集團內的排外保守勢力作為其對待晚清朝政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同樣，正是從門戶開放原則出發，美國政府歡迎清廷進行漸進的行政和政治改革，希望一個相對穩定和有效率的政府，尤其積極支持清廷進行與國際貿易和投資有關的改革。如果說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在國際上只是一種姿態，并沒有實際加以落實的話，那么，美國政府在中國內政問題上則不折不扣地貫徹了門戶開放原則。導致美國政府在貫徹門戶開放原則上出現這一差異的原因，在于美國政府在中國內政問題上面對的是一個處于弱勢地位的清朝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執行與美國對華門戶開放原則相一致的政策，并不需要美國承擔額外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的是對清朝政府的單方面要求。而在國際和外交層面落實門戶開放原則，很大程度要受制于其他列強；當與其他列強發生沖突之時，美國政府就不愿承擔維護門戶開放的責任了。美國政府在貫徹對華門戶開放原則上表現出來的這一差異，一方面說明美國門戶開放原則具有機會主義的一面，同時也反映當時美國政府試圖通過中國配合美國政府實現門戶開放原則而做的努力，表明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并不只是夢想，而是實實在在的。

　　其四，基于對華門戶開放原則，美國駐華外交官和美國政府雖然對清朝政府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持歡迎態度，但為維護和加強清朝的統治，尚無意對清末的政治改革進行直接干涉，奉行“價值觀”外交。雖然美國一些駐華外交官和政府官員對清朝政府的自我革新能力有所懷疑，有時還以西方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批評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不得要領，但美國政府并沒有像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的那樣，急于向中國輸出美國或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觀，按美國和西方的形象改造中國。相反，美國政府當時并不支持中國國內追求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立憲派和革命黨人，甚至也不主張和贊成清朝政府進行激進的民主改革，對因清廷實行政治改革而出現的民族主義趨向明顯持警惕或抵觸態度?？傊?，美國政府對清末政治改革的態度，固然受價值觀念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基于美國的國家利益考慮，并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特殊性多少懷有偏見，認為中國不適合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具備建立民主制度的能力和條件。美國將“價值觀”外交奉為圭臬，這是二戰以后冷戰的產物。這種“價值觀”外交，反映了美國霸權主義和美國中心論思維，既違背國際關系準則，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是極不可取的。

　　其五，與對清朝政治改革持謹慎或相對冷漠態度不同，美國政府為實現對華門戶開放原則，對清末與國際貿易和投資有關的改革，諸如幣制制度、關稅制度、礦務政策、通商口岸制度、知識產權保護等改革，則多加干涉。在這些改革領域，美國政府一方面固然認為這些改革將有助于中國資源的開發、實業的發展，并聲稱美國不追求單方面利益，但同時又繼續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上，不但忽視中國當時實際的經濟狀況，并且堅持維護不平等條約體系。美國政府與清朝政府在這些改革領域的分歧和矛盾，反映了在清末中國對外開放上的兩條道路之爭：美國政府力圖將清朝政府的門戶開放置于不平等條約體系之下，清朝政府則力圖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走獨立自主的開放道路。此外，美國政府對清廷朝政改革的“政冷經熱”的態度，亦從一個側面反應美國門戶開放原則當時確乎主要是從商業利益出發的。

　　其六，在清廷政治權力斗爭中，美國政府始終支持親外的改革派勢力，嚴防和打擊排外保守勢力回潮。但在如何界定改革派和保守派勢力上，美國駐華外交官和美國政府則充滿偏見。他們基本上以清朝官員對外國人的態度為取舍，視袁世凱勢力為改革派的代表，將袁世凱的政敵都視為保守派勢力，因人論事，對清朝統治集團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并無細致、客觀的觀察和了解。并且，隨著日俄戰爭之后美國與日俄在華競爭的加劇，美國政府愈益將清廷內部的權力斗爭與培植親美勢力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對于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之外的政治勢力和影響，美國駐華外交官和美國政府沒有給予充分和必要的關注。他們不但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對中國民眾樸素的反對清朝統治和反對外國列強侵略和壓迫斗爭的合理性缺乏同情和理解，而且對以康、梁和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主派勢力的崛起及其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亦缺乏關注?？傊?，美國政府對20世紀頭10年中國政局的演變缺乏全面、客觀的觀察和判斷，這亦是美國對華政策在清末遭受挫折和失敗的原因之一，同樣也是后來美國“失去中國”的原因之一。

　　其七，在清廷政治權力斗爭中，盡管美國政府支持清廷改革派勢力，并開始著力培植親美派勢力，但直至1912年清朝覆滅，美國政府尚未在中國內部找到或培植起能夠完全代表美國利益的政治勢力。在辛亥革命來臨之際，盡管美國駐華外交官在如何對待中國國內各派政治勢力上有不同意見，但美國政府并沒有像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與反動的清朝政府或袁世凱政治勢力相勾結，而是始終奉行中立和不干涉政策，既拒絕承認南方革命政權，也不主張幫助清朝政府或袁世凱勢力鎮壓革命黨人，反對有關國家干涉中國內政，尋求承認一個代表中國人民意愿的并具有權威性的合法政府。在清朝滅亡之后袁世凱政治勢力與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派政治勢力之間，美國政府最后倒向前者，固然出于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是美國政府的選擇，但同時或者說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中國國內政治斗爭的結果。

　　其八，就美國政府對晚清朝政的作用和影響來說，既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后果。就積極方面而言，美國政府扶植清廷內的改革派，要求清政府壓制任何的排外活動和有排外傾向的官員，鼓勵清政府實行開放和改革政策，對改變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促進中國國家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具有積極意義。就消極方面而言，在中國國內近代民族意識高漲之際，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干涉清廷的朝政，不但破壞中國主權，同時嚴重損害了清朝政府權力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激化了中國國內矛盾，助長中國國內的革命和動蕩，不利于中國向近代國家的正常轉型，甚至為后來中國陷入軍閥混亂埋下禍根。再者，盡管在晚清政府與列強的關系上，美國是當時與中國最有共同利益的國家，是對中國危害最少的一個國家；相比其他列強，美國無論在中國外交還是內政問題上，都執行較其他列強相對友善或者說與中國較為有利的政策和態度，但同時美國始終沒有脫離列強陣營，堅持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并不支持中國走上獨立發展道路。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只有建立在獨立自主的正常的國際關系之下才能實現。

其九，就清廷朝政來說，透過美國政府的觀察和反應，我們看到一方面清朝政府在遭受八國聯軍侵略的打擊之后，的確滋長了親外和媚外的傾向，但在事關國家主權和利益問題上，清朝政府也并非完全像以往國內一些著作認為的那樣，采取賣國政策，相反，表現出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力所能及地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并且，清政府在義在團運動之后表現出來的親外傾向固然有媚外的成分，但同時其中也有主動迎合國際潮流的趨向，有其進步一面。將清朝政府說成是“洋人的朝廷”，這是當時革命黨人為推翻清朝統治而做的宣傳，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其十，透過美國政府與晚清朝政關系的考察，我們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列強雖然對晚清朝政的變動施加了重大的影響，但晚清朝政的發展方向和結局，最終取決于中國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晚清的改革運動雖然在許多方面成為條約義務，但同時清朝政府仍然掌握著改革的主動權，畢竟晚清政府尚不是一個完全受制于人的傀儡政府，晚清中國尚不是任何列強的附屬國。對于研究晚清中國歷史來說，無論是“挑戰-回應”模式所代表的“西方中心論”研究模式，還是近年學術界頗為提倡的“中國中心論”研究范式，都存在偏頗，不適合用于研究1840年中西大溝通以來的中國歷史。

　　最后，落實到何為晚清中美特殊關系問題，我們首先不能對特殊關系做絕對片面的理解，簡單定義為友好關系；國家之間基于利益關系，不可能始終都是友好合作關系，而沒有矛盾和沖突。固然，美國從19世紀40年代至1898年在中國奉行學者所稱“合伙”或“為虎作倀”外交，追隨英國等列強之后，道德上與歐洲人的傳統做法無優越可言；而美國在1899年宣布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也只是美國海外擴張的產物，其動機和目的是為了更有力地擴大美國在華經濟和政治勢力，同時美國亦沒有不折不扣地奉行此一政策，阻止列強瓜分中國；并且，晚清中美之間還發生過美國的排華主義和中國的抵制美貨運動。但這些都不能否定近代以來美國對華政策與其他列強之間的不同，否定中美特殊關系的存在。

　　再者，晚清中美特殊關系也不是如一些學者所說，美國人懷著“天賦使命論”的思想，對華充滿理想主義，要用美國的自我形象和價值觀改造中國、塑造中國，這只是一部分傳教士和美國輿論界懷有的思想。作為剛從英國殖民統治下宣告獨立的合眾國，美國政府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基本奉行和采取的是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不干涉的中立主義外交思想。在外交政策上，美國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后才徹底放棄孤立主義和不干涉的中立主義外交思想，轉而奉行干涉主義外交政策。當然，對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和不干涉原則，亦不能絕對按字面理解。所謂孤立主義和不干涉原則，并不是說不與其他國家發生關系，也不是像美國人自己聲稱的那樣，對別國的內政一律不干涉。它們的本意是，在美國尚未成為世界唯一強國之前，美國在對外關系方面主要以經濟關系和經濟利益為主，不干涉與美國利益沒有直接關系的國際政治糾紛，不與其他國家結盟，不卷入與美國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戰爭。所謂孤立主義和不干涉原則，實際上就是盡可能避免承擔與美國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國際義務。

　　所謂中美特殊關系，它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其不同的內涵。就晚清來說，中美特殊關系主要體現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里，美國的對華政策較諸其他列強溫和，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富有侵略性，對中國的危害沒有其他列強那樣嚴重，美國是幾個主要列強中惟一沒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國領土的國家；體現在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上，偏向于尋求經濟利益，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體現在美國比較重視通過慈善事業和文化教育事業，擴大在華影響力；體現在美國認為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更合乎美國的利益，鼓勵和支持中國國內各項改革，同時相對尊重中國的歷史和國情；體現在美國一面懷抱基督教恩撫主義和開發中國經濟的熱情，同時又對中國始終抱有種族主義偏見。此外，中美特殊關系還表現在中美彼此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迷思”，以及由此產生的失意和不滿足感。這種特殊關系是由中美兩國的歷史、文化、地理、政治、經濟、國土和國際地緣政治等諸多因素形塑和決定的，并表現為中美共同戰略利益觀：一個相對繁榮富強的中國符合中美兩國利益。

　　時轉勢移，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和世界格局的變化，歷史上形成的中美共同戰略利益觀和特殊關系正在遭受嚴峻的考驗。在人類社會進入全球化和高科技時代的今天，為了人類的美好明天，中美兩個世界大國必須跳出歷史上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認真反思和珍惜歷史上形成的中美特殊關系，尤其是美國方面應摒棄冷戰思維和基督教恩撫主義的失意感，與中國一道創造性地構建一個新的共同戰略利益觀。這是中美兩國亟需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最后，以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卡爾·多伊奇所說的警示作為全書的結尾：“假設人類文明在今后30年內毀滅，其原因將不是饑饉和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我們有辦法對付饑荒和瘟疫，但迄今為止，在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武器所具有的威力面前，以及在我們作為民族國家的行為舉止方面，我們卻一籌莫展，無以為計?！?/p>  

后 記

　　每部學術著作的誕生和出版，都有它的歷史和故事。本書的寫作最初源于1990年代從事清末新政史研究，試圖探討列強與清末改革的關系。2001-200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機會，便改以美國政府與清末新政關系做我的訪學研究題目，對美方檔案和文獻資料做了廣泛的搜集和閱讀，由此奠定了本書的寫作基礎。2003-2008年師從熊月之先生攻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又以這個題目做了我的博論選題，并以這個選題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將研究時段稍前移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于2012年通過結項。后因其他研究工作，一再耽擱，至年初殺青、付梓之際，距最初著手研究，已過二十余載。驀然回首，不勝感慨！

　　飲水思源，這部著作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張海鵬、耿云志兩位所長及張振鹍、陶文釗老師在我當年申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的鼎力推薦，同時也感謝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裴宜理教授、孔飛力教授的支持，感謝柯偉林教授慨然應允做我訪學期間的指導老師。同樣，亦感謝哈佛燕京學社各位工作人員提供的周到的安排和服務，感謝哈佛大學各圖書館的開放和提供的便利，更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工作人員在我30余年學術研究中提供的長期幫助。此外，還要感謝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為本項目的研究和出版提供的寶貴資助；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徐思彥等諸位領導的多年督促和編輯石巖的編校；感謝馬維熙同學為本書引文所做的認真核對。最后，借此機會，向所有在我學術生涯中曾提供過熱情幫助的中外學者和友人致以最真誠的謝忱和祝福！

　　令人遺憾的是，這部得益于中美兩國友好關系的著作在付梓之際，中美關系正處于中美建交以來最低落、最艱難之時，又到了一個何去何從的抉擇時期。在這一艱難和關鍵時刻，中國方面本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已提出中美構建一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不管美國方面最后如何界定中美關系，做出何種政策抉擇，從歷史和地緣政治角度來說，任何將中國排除在東亞和世界體系之外的政策，或將中國視為敵國或戰略競爭對手的政策，都是有悖美國東亞和對華政策初衷的，既不符合中國利益，也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試問一個與中國脫鉤的東亞政策何以成為東亞政策或亞太政策？一個將中國視為敵國或戰略競爭對手的對華政策，如何能夠符合美國的利益？為了重建面向未來的中美關系，中美亟待達成新的戰略共識，期待中美兩國學者為此多做有益工作，以自己的知識貢獻于中美兩國和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發展事業！

2022年5月于通州大運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