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三次訪問臺灣，參加有關會議，搜集檔案資料，進行學術交流。在訪問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兩岸一家親，都是中國人”的濃厚氛圍，至今難以忘懷。

 

我第一次訪問臺灣是在1995年1月15日至24日，應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張鏡湖先生邀請，參加“海峽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會議由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和政治大學主辦，國家民委所屬中國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協辦，于1995年1月16日至18日在臺北市中山會議廳舉行。與會的大陸學者23人，臺灣學者170余人。這是海峽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者的首次交流，研討中華民族各民族之間歷史上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聯系，以及對中國燦爛文化的貢獻。大陸學者提供論文21篇，臺灣學者提供論文12篇，會議安排13場專題研討會和1場綜合座談會。提供論文的學者都作了學術發言。兩岸學者輪流主持了各場討論會，相互評論了每位學者的論文。會議提供論文所涉及的內容十分豐富，大體說來，包括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西藏地方與中央隸屬關系的形成、蒙藏文化交流、我國各民族間的經濟交往、中央政權對蒙藏地區的治理、西藏與拉達克和尼伯爾的關系、蒙藏歷史上的有關人物等。

 

我提供的論文是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上的《清朝治理蒙藏地區的幾個問題》，約1·6萬字。進行評論的是臺灣著名學者呂士朋先生。呂先生認為該文內容充實，層次分明，結論正確，寫的很好，只是題目還可以再具體些。我評論的論文是臺灣蒙藏委員會劉學銚先生關于遼朝的文章，因為會前和作者有過溝通，所以評論比較到位，劉先生很滿意。通過論文評論，兩岸學者之間加強了了解，增強了友誼，彼此的關系非常融洽。

 

    3天會議結束后，主辦方安排大陸學者參觀游覽。在臺北參觀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大學、“中研院”近代史所，游覽的是臺北書市一條街，臺中市九族文化村等。

 

    臺北故宮博物院位于基隆河北岸士林區外雙溪，是臺灣省規模最大的博物館，建造于1962年，1965年落成。遠看這座建筑，依山傍水，氣勢宏偉；近距離再看，具有典型的中國宮殿特色，白墻綠瓦，分外鮮明，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廣場聳立五間六柱沖天式牌坊，整座建筑莊重典雅，有同事輕聲地說：“這是又一座中國宮殿啊?！痹趨⒂^過程中，講解員特別詳細地介紹了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稱這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三大“鎮館之寶”。通過講解，我知道翠玉白菜是光緒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嫁妝，做工精細，寓意吉祥。肉形石原是一塊天然瑪瑙石，經過能工巧匠鬼斧神工，便幻化成一塊令人垂涎的東坡肉。毛公鼎是周宣王即位之初制造的，已有近3000年的歷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陜西岐山縣董家村。在晚清、民國那個亂世，毛公鼎歷經坎坷，有賴于葉恭綽與葉公超叔侄二人，最終才能留在國內。聽完講解，我既為這些稀世珍寶而驚嘆，也為葉恭綽與葉公超為保護毛公鼎的愛國情懷所感動。

 

    中國文化大學是一座著名的私立綜合性大學，位于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創建于1962年，原名遠東大學， 1980年改為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是張其昀。學校本部位于陽明山華岡，毗連陽明山國家公園。校園建筑都以中國宮殿式建筑呈現，外型典雅巍峨，顏色賞心悅目，看上去既莊嚴又清新，還有那“質樸堅毅”的校訓，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

 

    “中研院”近代史所位于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該所1955年2月成立籌備處，1965年4月正式設所，郭廷以先生任首任所長。近代史所的研究范圍，為近現代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變遷，尤其著重探討現代性的形成，除了秉持歷來史學研究的良好傳統與基礎之外，更加強對當代社會、人文與世界的關懷。其中，清代邊疆民族問題是該所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臺北書市一條街，指的是重慶南路書店街。一天下午，我們到達那里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高樓上懸掛的書店燈箱廣告，在廣告下面，書店一個挨著一個，人們出出進進，非常熱鬧。臺灣朋友介紹說：這條書店街形成于五六十年代，既是讀書人經常光顧的地方，也是外來游客體驗臺灣文化的場所。我們走進一家名為“書香林”的書店，只見進門處擺的都是最新暢銷書，靠墻兩邊的書架上，則按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門類依次排列，五顏六色，分外醒目。打開書翻看，都是豎排繁體字。

 

    九族文化村位于臺中市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臺中市是臺灣除臺北和高雄外的第三大城市，也是臺灣省中部經濟、文化與交通中心，距離臺北約189公里，乘大巴車要走兩個小時。從臺北到臺中的高速公路平整通暢，沿途生活區的設施也很齊備。我們到達臺中市以后，先入住“中國大飯店”休息，第二天上午才去“九族文化村”游覽。經過導游介紹，我知道了“九族”是臺灣民間對除平埔人以外、保留傳統文化較多的高山族九個族群的俗稱，即指雅美族、阿美族、泰雅族、賽夏族、鄒族、邵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和排灣族。其中邵族和鄒族在九族文化村里算一個。在九族文化村，我們主要觀看了傳統的民族服飾、建筑、歌舞，的確是很有特色。觀看中，我不由得想起了北京的“中華民族園”、云南昆明的“民族村”，深切感到中華民族各民族的傳統文化生活習俗真是多姿多彩、別具特色。

 

      我第二次訪問臺灣是在2004年3月15日至19日，應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邀請，參加“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東亞儒學的比較視野(17——20世紀)學術研討會”。會議于2004年3月16日在臺灣大學 新綜合體育館視聽教室 召開，大陸有6名學者與會，多為研究蒙古史的專家。我提供的論文題目是《清朝對蒙古的儒學教育政策》，后來發表在《炎黃文化研究》第二輯（2004年2月出版）。因為這次會議一切活動都在臺灣大學進行，所以我對臺灣大學有了比較多的了解，知道“臺大”是一所研究型公立綜合性大學，素有“臺灣第一學府”之稱，該校教授、學生與校友對當代臺灣歷史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臺灣大學的校園環境也很優美，寬闊的道路非常潔凈，高大碧綠的樹上開著鮮艷的紅花。漫步在“臺大”的校園里，我忽然想起了魯迅先生的摯友許壽裳在臺灣的工作和生活情況，臺灣往日的歷史也瞬間在腦海中閃過。

 

我第三次訪問臺灣，是2005年3月14日至28日，應臺北故宮博物院石守謙院長的邀請，去臺北故宮博物院查找有關清代歷史的檔案資料。在半個月的時間里，我共收集到567條比較重要的資料，為完成新修清史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此外，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我還有機會看到了“太平天國戰圖”、“蓮花經圖”等一些館藏珍品，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再一次深深地感動了我。

 

第三次訪臺，我既會見了老朋友，又結識了新朋友，加深了兩岸學者之間的友誼，增強了兩岸學者之間的交流。該院圖書文獻處馮明珠處長（后為院長）在不違背該院規章制度的前提下，為我提供了許多方便。馮教授還多次請我吃飯，在我查檔結束的前一天，又和她的先生——臺灣大學著名教授戴晉新——共同邀請我到他們家中坐客，探討了清史中的許多問題。馮教授還在3月24日上午，邀請我給他們處的工作人員作“清代的理藩制度”報告。故宮博物院的博士陳維新先生，每天讓我搭車從“中研院”學術交流中心前往故宮博物院查檔，從而節省了許多時間。臨別時，他除了送書給我，并特意給我的外孫一個禮物——宮廷燈籠，至今這盞燈籠還掛在我的書房。臺灣師范大學教授潘朝陽和黃麗生夫婦，請我品嘗臺灣的特色小吃和茶點，了解臺灣學術界蒙古學、史地學、海洋學的研究現狀?！爸醒性骸苯匪膹垎⑿劢淌?，不但請我吃飯，還讓我參觀他的辦公室，直接感受臺灣學者的工作環境和工作作風。著名學者莊吉發教授，多次在我查檔休息時和我探討清史中的一些問題，那熱烈的情景，至今仍印在腦海中。還有魏秀梅教授，雖是初次相識，卻把厚厚的新著《清末職官表》饋贈給我，擴大了我的研究視野。

 

三訪臺灣，令我終生難忘?！芭_灣，美麗的寶島，親愛的朋友們，什么時候我們能團聚在祖國的懷抱中？”我默默地想，期待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1月6日“社科院?？ぜ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