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內地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舉辦了多場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學術研討會，在紀念與反思、政治與外交、革命與抗戰、工商與經濟、思想與文化、區域與社會、衛生與環境等方面，也涌現出諸多具有新意的論著，并出版了系列史料匯編。本文將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與熱點予以回顧。

 

 

 

 

 

　　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往往有“周年紀念”的學術傳統，這也使得相關主題研究成為該年的學術熱點，如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哈爾濱師范大學等主辦了“紀念全國抗戰爆發85周年學術研討會”，也有一些學術期刊開設“慶祝中國共青團成立100周年”“慶祝建軍95周年”等專欄，在這些紀念活動中，促生了一批重要學術成果。同時，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在過去的一年里，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學科發展進行了廣泛討論。如歐陽哲生《新時期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建設與前瞻》、金以林《近代史研究所與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行龍《中國近代社會史“三大體系”建設》、倪玉平《“三大體系”建設與近代經濟史研究》、王先明《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再思考》、左玉河《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兩難困境與突圍之路》、郭衛東《中國近代歷史演進“三段式”表述的再思考》等。此外，也有專論紀念一些曾對中國近代史學科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如向鴻波《羅家倫與中國近代史——以史料搜集為中心的考察》、虞和平《王慶成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大轉型》、馬敏《論章開沅史學思想的特質》等。這些研究普遍認為在數代學人的耕耘中，近代史研究取得長足進展，學科體系不斷完善，重要學術成果不斷涌現，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外交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從2022年的研究中可看出，政治史研究往往有三題，其一是制度的脈絡與變革，如劉文華《“舊制”與“現章”：垂簾聽政時的軍機處職權》、熊元彬《“違法”與合理：清末暫行內閣研究》、謝冬慧《民國檢察的理論與實踐：南京國民政府檢察制度研究》、翁有為《中共白區山東省委組織運作研究》等研究使學界進一步厘清了近代中國的一些重要制度形成及流變。其二是政治運作與權勢轉移，彭劍《從“內外”到“三權”——辛亥革命前夕帝國的權力新格局》、李懷印《晚清國家轉型的路徑與成敗——以“三重均衡態”分析為中心》、李鐵強《一場未完成的變革：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鄉村地籍整理》等向學界揭示了中國在近代化進程中的諸多面相。其三是政治人物研究，如王剛《榮祿年譜長編》、茅海建《康有為與“弭兵會”——兼論翁同龢薦康有為說》、黃道炫《鏡子里的影子：瞿秋白和他的世界》、戴海斌《親歷、見證與記憶：庚子事變中的幾個“小人物”》等，這些研究不僅持續關注一流政治人物，但由于各種新史料的發現，很多學者也開始深描“小人物”的生命史，這無疑將進一步推動中國近代政治研究。

 

　　在近代外交研究中，學界一方面是對于宏觀的外交史進行論述，如葛夫平《法國與晚清中國》、崔志?！睹绹c晚清中國（1894—1911）》、侯中軍《抗戰時期中梵建交問題研究》、鹿錫俊《中蘇締約后國民政府路徑分歧的發展與終結(1937.8—1938.1)》等，使學界對一些曾早已關注的熱點議題，有了較新的認識，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特殊事件去討論近代外交史問題，如黃運《由禁政而外交：清季嗎啡進口管制政策的形成》、郭康強《中法關于廣州灣租借地設關的交涉(1901—1913)》、劉玉山《二戰后國民政府外交部對收復南海諸島之因應》，這些成果通過利用多語種史料，勾勒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復雜多邊關系。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從情報和通信網的視角去解釋近代外交問題，如鄭彬彬《英駐華使領館翻譯官培養與遠東情報網構建(1842—1884)》、薛軼群《萬里關山一線通——近代中國國際通信網的構建與運用(1870—1937)》，在新視野和多語種史料的促動下，近代外交史研究熱點將不斷涌現。

 

 

 

　　在革命史研究中，有學者就學術史和方法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張太原《學術演進和時代變遷視野下的革命史研究——從“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討論談起》指出“新革命史”與傳統革命史觀有著很深的“學統”關系，革命史研究將“再興”。鄭大華《正確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與建設》認為革命的發生決不是革命領導者呼風喚雨的結果，須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迫急的現實條件和復雜的國內外環境。

 

　　就2022年的情況而言，研究成果較多且極具熱點效應的往往是中共革命，就中共的成立、運動和發展形成專論，如王毅《主義、組織與群眾：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特質》、黃文治《“半自發、半領導”：組織史視角下中共黃麻暴動研究》、孫會修《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展策略轉換與群眾性政黨的成長》、徐進《時間與戰爭：中共武裝行軍問題研究(1927—1945)》等，通過這些研究，使學界進一步了解中共革命具體歷程。此外，關于中共革命與各群體的研究也愈發熱門，如叢小平《自主：中國革命中的婚姻、法律與女性身份》、張德明《學生、教會與政黨：解放戰爭時期燕京大學學生運動述論》、歐陽軍喜《“饻”的歷史：戰爭與革命時期華北解放區工人的生活狀況與階級意識》等，通過婦女、學生和工人等視角，揭示了中共革命的歷史脈絡與獨特之處。

 

　　抗戰史研究一如既往成為過去一年中近代史研究中的熱點議題，取得了豐碩成果，并主要關注到以下問題。

 

　　一是戰時政治勢力及其治理，如金伯文《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干部的文件學習(1942—1945)》、陳明勝《抗戰期間中共對鄉保政權的改造——以華中抗日根據地為中心的考察》、盛差偲《全面抗戰時期戰區地方政府的生存之道——以湖北省羅田縣為中心》、宋弘《開會：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治》等；

 

　　二是戰時軍事斗爭，吳志山《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太原會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原則及實施》、鄒鋮《1937—1939年國民政府補充八路軍子彈數量考析——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營及戰區為中心》、郭寧《從華北到華中：八路軍南下與中共蘇北根據地的生成(1939—1941)》等；

 

　　三是戰時的中國與世界，如周祖文《抗戰時期馬來亞外匯統制下的僑匯與僑捐》、姚江鴻《軍事、政治與外交的聯動——抗戰末期美國對中國政治的介入和干預》等；

 

　　四是戰爭中的普通人，如宋弘《夾縫：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兩面人員”》、 吳敏超《鄉民的邏輯：全面抗戰時期浙南鄉村的水利活動》、郭丹《基層視野下蘇北民眾的戰時心態與選擇(1937—1940)——以〈黃體潤日記〉為中心》、衛平光《全面抗戰時期江西難民移墾研究》等；

 

　　五是淪陷區研究，如周東華《另一種“宣撫”：杭州淪陷初期外僑對日交涉與日軍因應》、袁為鵬《抗戰時期淪陷區的機器棉紡織業》、張展《日本扶植汪偽政權研究》、雷娟利《日本對滇西淪陷區的統治》等。

 

　　此外，對中共在淪陷城市的秘密抵抗活動亦有多篇論文關注。在抗戰史研究中，不僅有桑兵《大處著眼：〈論持久戰〉與抗戰研究的進路》所提出“重寫大歷史的旨趣”，也有如趙崢《戰爭與體育：“球王”李惠堂與全面抗戰時期的足球運動》和岳謙厚《政府官員與鄉間教師筆下的抗戰見聞及其心靈體驗——以全面抗戰初期陳克文和郝星久日記為例》等個案與微觀視角，這些研究都殊途同歸，在不斷地學術對話中促進了抗戰史研究的長足進步。

 

 

 

 

　　在近代工商與經濟研究中，由于新概念、新史料和新方法的介入，亦有大量重要成果問世，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四個熱點議題之中。

 

　　首先是財政與捐稅問題，王靜雅《清末財政紓困籌策失敗探析》、廖文輝《咸同之際新疆地區的協餉運作與財政困局》和王路曼《行政發包制視角下山西票號與晚清公共財政體系》等都在討論晚清變局之下如何應對財政危機，而魏文享《戰爭、稅收與財政國家建構：近代中國所得稅研究》、李葉鵬《太行太岳抗日根據地村財政管理制度探析》和劉雅媛《清末民初上?？h城城市財政的形成與構成》等則將視野延至民國建立之后，試圖重新審視與評價近代中央地方財政制度變革。

 

　　其二是企業與產權問題，劉詩古《從租客到鋪東：清至民國城市店鋪產權形態的演變》、張忠民《前近代中國合伙企業組織的產權制度特征》和杜恂誠《中國近代企業中的代理經營制度——以在華外商企業為中心》分別對“鋪底權”、合伙企業組織的產權制度和代理經營制度進行了總括性、理論性的論述，使學界逐步明晰一些易混淆的商業問題。

 

　　其三是金融與貨幣史，潘曉霞《近代中國金融的非常與日?！窂膫€案切入考察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生成、發酵與最終爆發的過程，區別了解各個時期不同風潮的醞釀、形成和發生機制，熊昌錕《晚清“華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東惠通銀行案件為中心》和劉杰《近代漢口區域銀兩貨幣市場的演變——以“洋例銀”運行為中心》從華洋商事糾紛、“洋例銀”等事件揭示了近代金融活動中的糾葛離合。

 

　　其四是商貿與走私等問題，李金錚《內與外：華北根據地、解放區之間的商貿往來》和馬斗成《管制之外：戰后青島走私活動述論(1945—1949)》從較為宏觀角度考察了華北的商貿和走私活動，而隨著一些新見史料的利用，章毅《晚清內銷茶商的季節性經營和跨地域流動：以泰昌發介號〈淳莊賬簿〉為中心》、王振忠《二十世紀前期旅外徽人的商業活動與社會生活——關于〈抄寫錄〉抄本之解讀》和王海兵《市場、商號與口岸：近代青藏高原東緣麝香的貿易流通》通過對民間文獻的釋讀，討論了季節性經營、跨地域流動和旅外商人的社會生活問題。

 

 

 

 

　　在思想文化史領域，中西文化交流史、報刊輿論史、學術史、閱讀史、概念史、形象史等領域佳作頻出。如李珊《面向西方的書寫：近代中國人的英文著述與民族主義》通過整理近代中國不同歷史時期華人英文著述書目，討論其折射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石希嶠《官辦商報：清末督撫控制輿論策略研究》、賈小葉《論梁啟超近代國家思想提出的內在邏輯——以〈清議報〉為中心》和唐小兵《后五四“社會科學”熱與革命觀念的知識建構——以民國時期左翼期刊為中心的討論》等探討了近代報刊和輿論的思想力度，針對“《學衡》創刊100周年紀念”，孫江、張寶明、李恭忠、謝任等也提出了獨特見解。在學術史方面，馬亮寬《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建構》、張劍《從格致到科學：中國近代科學和科學體制化》、王東杰《從“桃花源”到“烏托邦”：〈大同書〉關于理想社會的構想》、羅志田《能動與受動：道咸新學表現的轉折與“沖擊/反應”模式》等則對學術機構、學人著述及思想有所專論。閱讀、概念、形象等研究逐步成為近代史思想文化史中較為引人注目的選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組織編著《近代中國的閱讀史》和劉永華《后五四時代中國內地的書籍流通與閱讀取向——基于四份書單的分析》展示了近代中國的圖書世界所呈現出復雜的流通與閱讀圖景，黃興濤《清末“國語”的概念轉換與國家通用語的最初構建》、王鴻《辛亥革命前十年間的“文明”觀念》、王宏斌《晚清“外洋”詞義嬗變之歷史學解析（1862—1911）》、袁鴻宇《意大利建國三杰形象在近代中國的塑造及演變》等則對一些近代以來的詞匯概念、形象傳播加以考辨，從而解讀其時代意義。

 

 

 

 

　　近代區域和社會史研究逐步趨熱，《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組織的“區域史筆談——從區域中探尋中國歷史：問題意識與資料方法”筆談提出區域史是理解歷史發展的一把關鍵鑰匙，是區別于國家史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是在超越國家的視域中將地方作為對象，以人的行為主體為出發點，始終保持對整體史的追求，通過深入考察并比較各個區域進入國家體系的歷史過程和機制，對于重新書寫中國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近代區域與社會研究中，很多學者可能會選擇以下議題進行討論。

 

　　首先是生計模式，如葉磊《鴨綠江采木公司與日本對東北林業生產的殖民介入(1908—1931)》、杜正貞《中國傳統產權實踐中的“界”——區域史視野下的山林川澤產權研究》、肖紅松《近代白洋淀地區的葦席業與民眾生活》、邵鋼鋒《權力、習俗與司法：1947年紹上灣區的漁業沖突》，通過這些極具張力的生計沖突問題令學界注意到許多未曾關注到的領域。

 

　　其二是地方秩序問題，這尤其體現在近代鄉村基層社會變革的討論之中，如袁上《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長換任與地方社會——以新津縣為中心的考察》、劉平《軍事化與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勢力的變異》、李先明《近代孔廟廟產糾紛中的國家、地方與社會(1912—1926)》、張健《國家治理變遷中的基層刑事司法——以龍泉司法檔案為中心的考察》、吳錚強《羅建功打官司（1914-1940)：鄉紳權勢、宗祧繼承和婦女運動》等。

 

　　其三是民間社團問題，葉舟《同鄉組織與政治活動：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旅滬學會為中心》和李平亮《清末民初新式社團與鄉村社會權力格局的演變》等研究認為“新政”導致新式社團興起，而新式社團與民間社會組織之間的糅合與沖突，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延續性與復雜性。

 

　　其四是城市治理問題，很多研究通過上海、北京、廣州、天津等城市的近代革新和治理，試圖以此去回應一些近代史研究的重大命題，如陸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王建偉《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徐躍《近代城市社區公產變易與地方權勢演變——廣州文瀾書院產業案探析(1925—1936)》、吉澤誠一郎《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統合：天津的近代》等。

 

　　其五是對日常生活史的關注，馮爾康《社會史從“社會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學術意義》和宋弘《走進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與方法》都指出了日常生活史對于史學研究的意義。在具體實證研究中，安劭凡《重訪平郊村——20世紀40年代華北城郊日常生活的社會學呈現與歷史學細讀》、范瑛《從傳統花會、“腐朽廟舍”到現代博覽會：成都青羊宮的地方政治與空間改良(1906—1937)》、朱英《上海動物園：近代中國休閑娛樂與社會教育的新設施》等作出了較為典范的嘗試。

 

　　此外，在近代區域和社會研究，還出版了一些具有整體史視野的專著，如蘇澤龍《嬗變：近代以來山西鄉村社會研究》、行龍《從山西出發的區域社會史》、趙小平《民國云南鹽業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王謙《帝都，國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間變遷與文化表征（1898—1937）》、李彬彬《公墓與近代上海的城市變遷（1909—1937）》、李金錚《底色頑韌：近代冀中定縣小農經濟的延續與漸變》、張會芳《近代無錫農村的地權、租佃與經濟發展（1840—1952）》等。

 

 

 

 

　　在史學研究中，醫療衛生和生態環境史愈發受到重視。在具體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近代疫病應對、醫藥發展及人地關系問題。關于疫病應對，杜麗紅《近代中國的海港檢疫及經費來源》、曾志輝《傳染病防控與民國時期澳門城市治理的近代轉型》、劉燁昕《洛克菲勒基金會衛生防治經驗在中國的移植及困境——萍鄉煤礦鉤蟲病防治項目研究》、李林《教員肺癆：一種近代“職業病癥”的意涵及應對探微》等從傳染病及職業病的角度去討論了政府與社會的多重舉措。在近代醫藥發展中，主要是指西醫、中醫及殖民醫學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劉菲雯《“西藥”的良莠：新式秘制藥在近代中國的風行與反響》、余新忠《以新守舊 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醫丁國瑞的中西醫匯通之道》、陳思言《注重療效與回歸經典：民國時期針灸知識革新的路徑研究》、張蒙《構建殖民醫學：日本漢藥研究在近代中國的展開》等研究便揭示諸多隱秘的歷史線索。關于近代人地關系研究，孟一衡《杉木與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革命》、程森《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冀西河灘地開發與環境治理》和張博《民國時期內蒙古畜牧生產中牧草利用方式及其改革》等較為新穎地從近代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角度去回應了環境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

 

　　除此專論研究外，《史學月刊》《近代史研究》等期刊還組織了多期如“中國公共衛生防疫史研究的新視角與現代性”“近代中國的人與自然”等主題筆談，在該領域耕耘多年的學者均展開了較有深度的思考，如劉士永《中國公共衛生史研究的知識建構與分期》、杜麗紅《衛生政治視域下的中國公共衛生防疫》、秦倩《中國公共衛生防疫的全球化》、王利華《關于中國近代環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梅雪芹《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環境史范式》、馬俊亞《近代淮地環境災難與生態修復》等。

 

 

 

 

　　除以上較為集中的傳統熱點研究外，過去的一年中，還有一些較新領域的開辟，如技術史、飲食史和情感史。以瞿艷丹《影印存真：中國近代的珂羅版印刷技術考》、李佳佳《近代農業生產技術全球擴散與中國的協同應對——以軋花機為視角》、范曉娟《中國第一個電壓、頻率標準的制定(1928—1931)》、郭子健《近代中國“茅臺酒”品牌的演進》、侯德仁《情感史研究在中國的傳播實踐與若干思考》等尤具代表性，這些研究很可能將帶動新的熱點出現。

 

　　近代史研究始終是以史料為基礎，2022年還出版了大量的包括但不限于檔案、報刊、日記、民間文書等資料匯編。一些地方檔案館為此作出重要貢獻，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工廠檔案匯編》《貴州省檔案館藏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救護檔案匯編》《北平地區抗日活動檔案匯編》《近代經濟檔案文獻匯編》《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檔案匯編》《侵華日軍山西作戰行動詳報匯編》等。在檔案編研之外，還有《趙元任日記》《陸寶忠日記》《譚延闿日記》《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等日記令學界較為關注，同時一些學者在研究之余，也編撰了諸多資料，如周東華《近代中國麻風病史料匯編》、李強《近代同鄉會史料匯編》、范鐵權《近代中國科學團體資料匯編》、鄭成林《近代商人團體資料匯編》等，這些資料匯編中有不少史料為首次披露，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重要意義。

 

　　縱觀2022年的中國史研究，論著數量較往年均有較大提升，且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的推動下，佳作頻出。但不可否認的是，研究同質化問題仍較為嚴重，由此可以看到一些“熱而不新”的現象。如何形成有效的學術對話，如何提高問題意識，如何加強學術創新，仍考驗著學界同仁。

 

（文章來源：《團結報》2023年2月2日8版）